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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琐忆之二 ——从城河子到夫子庙小学(8)
作者:王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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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早期记忆里,盱城的街市由前街南出二三百米只到老船塘子,顶多再朝南一点点到胡(家)巷;对宝巷与其对面的乱石堆(曾改名为“翻身街”)还有对宝巷这一侧的夫子庙小学当时我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再往南了。当时,从经济饭店到老船塘子北端这一段已略有现代城区的模样:两边是房子、店铺或住家,中间是路,那路已相当现代化。后来我还想到,此与江南水乡小镇之不同只在:彼市井夹着的是一条河,而此市井夹着的为一条路而已。

路分三股:两侧走人,中间走车,走人的两侧其地面可以说平整如砥,有一点儿发黄;路边有不少卖磨刀石的,彼磨刀石也就是把“黄板石”稍微打磨几下,城里山前陂后到处都是黄板石。我说平整如“砥”,这话就是从磨刀石来的。好奇怪的路面,这是我对“马路”的最初记忆。

我不知道走人的两侧叫“人行道”,更不知道那是水泥地面。听大人说“大马路”上如何、或“马路”上怎样,于是我头脑中的“马路”概念只是沿街两边的人行道,我以为那就是马路。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逻辑:大人的话听多了,再加上母亲搀着我走过去、再走回来皆是在那样的路上,我便以为那就是马路了。至于两条“马路”中间夹着那么宽的一条道是干什么用的我不知道,也与我无关,我也没去想过。那时车道上几乎没走过汽车,反正我没看到过,只偶然看到过马车,马车也与我无关。

我却注意起这“马路”、其实是人行道的路面来;不是一次,而是经常,走过来走过去都注意。那时还没有经济饭店,经济饭店身底下原来是什么房屋我早一点印象没有,但路面上满满画着的一个靠着一个、一尺见方的框子我印象深刻;框子里面排列着密密麻麻、横竖整齐的有指甲盖大小的正方形,一个个正方形还锥凹一点,多有趣呀。大框好办,小凹锥是怎么弄出来的?这在我的小脑袋里是个大问题,想啊想啊想不通;下了马路我就不想了,下次上马路又想,一打岔又不想了。小孩子嘛,想不通拉倒,绝构不成困扰,至少不会构成长时间的困扰。

一别盱城近十载,我一家随父亲的工作调动辗转乡下,去旧铺再去三河农场;搬回县城不久我参加劳动了,苦钱了,经常与混凝土打交道。有一天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不觉在心里“哦……”了一声,那小凹锥……

这里先宕开一笔;没办法,思路开岔了,恐怕会岔得很远……

 

早年伞是准奢侈品,老百姓不是家家有;即使有也多布伞,县铁木工厂生产的,布面上刷一层油,可能是桐油。那时桐油人们经常用到,打了家具总要用桐油油,木桶用时间长了也需要再油一次;我没见过谁家买现成的木器,或许那时就没有成品木器卖。游走于大街小巷的木匠很多,人称“木匠挑子”,打个脚桶桌子什么的喊木匠挑子来家就可以了。那次我父亲在家,拾掇出一些零星木料打了个洗澡桶――我们称之为“大长桶”,椭圆形的;也可能是修大长桶。哦,想起来了,是这样的,早先的大长桶用的时间太长,桶帮子板与底板朽得厉害,请木匠来换掉朽板子再重新箍一下;另外再打一个大一些的圆脚桶,洗衣裳洗澡都可以,可能还打了几个小件。两位木匠师傅在家院心打了将近一天,中午供师傅吃顿饭,父亲可能还陪着喝了两杯。我对其中一位师傅印象深刻,那位抽烟;当烟灰悬在香烟上快掉下来时,他把香烟倒过来,张嘴一点一点地把烟灰吃掉,看得我好吃惊。长大后我喜欢读大人物的传记,知道大人物也有怪癖,有的喝茶到最后把杯子里的茶叶一点一点抠出来吃掉,有的一辈子不刷牙(这是在《新民晚报》上读到的)……每读到此类,我眼前就浮现出那位吃香烟灰的师傅。

忽然想起我家当年夏天洗澡。父亲如果回来八口人齐了,吃了晚饭七点钟吧开始洗澡,洗了一个人、大长桶一掀“哗……”水流下台阶,一个一个轮着洗直到最后一个,其间母亲照应着炉子烧水,大钢钟锅子烧了一锅又一锅。最后母亲还要洗一大堆衣裳,洗了要过水,过了水再晾,衣裳晾好了上半夜几乎过去了。母亲的辛苦我是长大后才体会到的……不说了,打着这几个字我心里一酸。

 

早先的木桶是竹篾子箍的;时代总要进步,桶箍后来由竹篾子进步成了铅丝,我家的大长桶就是用铅丝箍的。江淮一带往往把铁讲成铅,老上海人说铁皮敲的小桶叫“铅皮桶”。或许早先铅是对金属(有色金属除外)的统称?甚至类似金属的东西也以“铅”称之?如铅笔,铅笔芯我们孩子称为“铅笔铅”。铅笔铅是我们用小刀子把铅笔竖着剖开取出来的,那时店里没有铅笔铅卖,用铅笔铅的自动铅笔要到那三四十年后才在盱眙出现。哦,硬币叫“铅角子”,老上海人更简便,省称为“角子”,宋元人如果有先知一定会笑话我们那是对“银角子”的语言讹化。

仍说桶箍,高级的木桶则用铜条箍,如有的马桶。我为什么说“有的”马桶?姑娘结婚,马桶在众多陪嫁中地位突出。临过嫁妆,一大堆来搬嫁妆的亲戚朋友谁逮到马桶那就“走时”了。马桶里装着枣子、花生、桂圆,还有一样什么我记不清了,可能是瓜子,寓意“早生贵子”;其他物品里也装有这些。抢得马桶在手者往往抱着个男孩。到得男家,大人教孩子要这要那,“闹喜”由此形成一个高潮。后来马桶淘汰了则用痰盂子代替,我曾在某个搬嫁妆的现场听到一位抱着孩子的少妇对她另一个孩子说:“快去抢痰盂子!”“倒痰盂子”指什么,我想我的同龄老乡都知道。当然,历史是“否定之否定”式前进的,这是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历史人物与历史本身皆别想逃出这个规律或者说范畴的主宰。后来抽水马桶进入了平常百姓家,这在盱中大概是1990年以后的事,于是时代彻底否定了此前的痰盂子,在形式与特征上回归了老式马桶。

 

陪嫁的马桶叫“子孙桶”,这既是避讳(秽)又是吉语;此桶箍要用紫铜打,“紫”谐音“子”,紫铜马桶箍口语就称“铜箍”。无论什么桶也无论什么材料的箍,桶用久了箍经常会掉,除非里面一直盛着水。以我家的澡桶为例,特别是夏天,早上还好好的,一过中上(盱眙话,“中午”的意思)桶帮子的木板与木板之间就有缝了;那缝文雅的说法叫“罅”或“罅隙”;我这里不是为了说得文雅而“拽文”,相反是想显得乡俗。盱眙话中有好几个字简直就是庙堂之上正宗而原生态的文言文,此“罅”算一个,不过盱眙人说为阴平,“虾”音。前文“桶帮子的木板与木板之间就有缝了”,用盱眙话说极简单,母亲经常说的是:“大长桶罅得了。”三个字:“罅得了。”就这么简单,母亲肯定认不得这个“罅”字。于是母亲找两根碎布条子给罅缝塞起来;桶帮子与桶底子“罅得了”用布条子塞最简单有效,当然这只能救急。如果家里有木头屑子,母亲则叫我或我弟弟用木头屑子塞,塞好了倒水进去胀。水刚倒进去“哗哗”直漏,那就再倒;漏着漏着就不漏了,晚上又可以洗澡了。

盱眙土话中还有一个正宗的文言词是“箸”。母亲饭菜做好了,饭碗菜碟一样一样端上桌子――实际上哪有几样。刚端上一两个碗,我与弟弟妹妹往往说:“妈妈,没得筷子。”那时我们都像妈妈说的是“饿死鬼托生的”,妈妈听到我们的叫喊一边说:“来了,来了。”一把筷子便拿上桌来,一边说:“有饭无箸,急得爬树。”少年事恍如昨日,忽然想到我的老妈妈快九十岁了,不觉鼻子一抽,泪盈眶,便驻打字的手,站起去用手巾抹(盱眙话“粗”音)一下眼睛。

还有一个“志”字,盱眙人往往拿它当“记号、标志”讲,不过要后缀一个“子”为“志子”。过去铁锅的大小以“张”计,如母亲叫儿子去土产公司(或农资公司)买锅,儿子不知道买几张的锅,问母亲,母亲答:“我也记不得四张还是五张的了,你拿根芦柴篾子在锅台上掐个志子不就行了吗?”妇女裁衣裳用“粉线”在布上拉直线;如果需要再在直线上分几个等分,便用指甲在线上掐“志子”。“志子”还可以活用,词义活用词类活用都可以;物体作小幅移动叫“走志子”,多用在不该移动的场合。父母说我小时候老实不好动,父亲带我去上课,让我坐在教室的最后头,下课了搀我一起走。母亲于是常向邻居说我:“……坐教室后头小板凳上一动不动,一堂课下来不许走一下志子的。”这是在莲塘或岗村的时候,一定是真的,可是我一点记不得了;――那时我太小。

 

我家住旧铺长营时,由于住房太小,小得不可思议,也很矮,旧铺中学的一位领导来我家一不小心未低头屋檐戳到了他眉额,而且是人、猪、鸡与鹅同室。于是母亲的马桶放到公屋里,不用了的马桶。公屋中间用简易的墙一隔两间,一间是厕所。我从来没在那个厕所里拉屎撒尿,庄子上的孩子恐怕也都是,大人或亦多是。每家的自留地边上埋一个破缸头子,没有缸头子就挖个坑,四转子用麻秆子(秆盱眙话说“该”音)或大芦(玉米)秆子简单地遮一下,这就是厕所了。我最初对“茅厕缸”的感性认识就是那埋在地下的缸头子。为何每家地头要“建”一个茅厕缸?聚粪也,“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是农家最简单的常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本义则是明白到赤裸裸程度的说法。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赶路,内急了往往先忍一下,等走到田边排到人家的田里,否则一泡尿浪费掉就“可惜得了”。(老盱眙话说“可惜”为盱眙话的“渴屑”音)

建茅厕缸聚粪为的是自留地,不是生产队的田。大人当时不讲“自留地”讲“十边田”,大概当时的政策规定自家的屋边还有什么边、共十边的土地挖成田可以自种自收,是为“十边田”,但愿我没记错(“十边地”为“拾边地”,一些集体没有耕种的边角地。“自留地”有确定的范围,一般在家前屋后。编者注)。

我不上公屋厕所的主要原因却是一个“怕”字,那个厕所与城里几十年不变的槽式蹲坑厕所的布局完全不同:大粪坑的前面横着一根略弯曲的树干,人的大腿就担在树干上面……。我进去一看,想:人如果想从兜子掏纸、直腰一不注意“后倒墙”(仰面跌倒,又叫“仰八叉”)掉粪坑里怎么得了!

公屋的另一间应该是小队(生产队)仓库,里面放着犁耙之类,母亲不用的马桶就贮放在里面,可是不久被偷了。马桶被偷在母亲是一件不算小的事情,那天起母亲逢人就念叨这事,并强调两点:一,“桶箍还是铜的嘞”,意即铜箍值钱,小偷是不是冲着铜箍偷的呢?母亲更强调的是第二点:“大概哪家子孙不旺,偷去图个吉利。”那是“子孙桶”,我家其时已是五口之家了。母亲这样说或许有慈悲为怀的因素:因此而偷,则情有几分可原。

我家住旧铺期间,我见证过两起偷盗行为,现在想来仍触目惊心。庄子边上有一小块大蒜田,是哪家的“十边田”,一夜之间大蒜被偷得一棵不剩;早晨我看到几个大人在田边议论,也跑过去看,真的是一棵不剩。大蒜头子长在地下不是手一提就拿得走的东西,要一棵一棵挖出来,再装到口袋或筐里……

第二起则只有我知偷者知,还有天知地知了。女主人见一群鸡在她家门口蹓跶,一只胆大的踱进了门,但见女主人闪电出手一把薅过,那鸡来不及叫一声……她攥鸡在手,一抬头看到了我,低声对我说:“不要讲嚎。”那群鸡是同庄一位老奶奶的,两家可能还有亲(“有亲”盱眙话为“有亲戚关系”);傍晚老奶奶查了鸡数然后嘀咕:“鸡子怎么又少了一只的呢?”嘀咕了好几遍,那头的女主人搭腔了:“大概给狼子(黄鼠狼)拖去喽。”大白天哪来的狼子?偶然有也不可能拖鸡。古代文人发现:“仓禀实而知礼节。”刍荛发现:“荒年盗多。”那好像是1959年,或者1960年……

 

马恩原典指出无产阶级队伍中有一类为“流氓无产者”;我曾听父辈与祖辈讲过旧社会盱城一些无赖的赖事,现在还完整记得的是:某“肉头户”(指家道殷实但没有强权背景的人家)的户主有个弟弟不学好,败光家产后常来讹兄长,每讹或多或少总有所得;久之兄长烦了,弟再来则拒之。盱眙有一句俗语:“好汉怕赖汉,赖汉怕缠汉,缠汉怕不要命的。”弟弟赤条条一人来去无牵挂天不怕地不怕,这个意思用今天的话说叫:“我是流氓我怕谁。”十年前吧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一博士向书商讨债屡不果,最后博士斥告书商:“你别看我戴上眼镜是博士,我眼镜一摘就是流氓。”……那书商乖乖掏钱还债。

弟弟“放赖”闹事,于是邻里纷纷来“拉弯子”劝兄长再破费一次,说是一次其实是若干次。邻里拉弯子很重要。今天住宅楼里的住户绝大多数对门也好隔壁也罢“老死不相往来”,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我亦听父亲说过,我家祖上与老邻居某家为类似“六尺巷”故事中的纠纷争执起来,几个回合仍不能消解,于是一方一时兴起:“打官司。”另一方也执起劲来:“打就打。”这时邻里几位出来拉弯子了:张三两头好言相劝,李四分别打探双方的条件并婉言建议各让一步,王二则张罗一桌酒席。最后几家坐到一起推杯弄盏,你言我语中我家与老邻居和好如初。打住,仍说那位无赖弟弟。

下次弟弟又来了,而且是狮子大张口。这回连邻居都看不下去了,纷纷与兄长说:“不要理他,看他能怎样;一次一次地,太过分了。”兄长拒绝加上邻居相帮,弟弟灰溜溜地走了,众人也松了一口气。哪知第二天天刚亮,弟弟扛着洋镐来了,到兄长家就刨墙根,一声不吱。等兄长与邻居都来了,弟弟说:“父亲昨晚托梦给我,说这墙根底下埋有一坛金子,是留给我的。”说完举镐又刨……罢,弟弟又讹到了。

 

中国传统上往往就是这样平息事态的,上述两例很有代表性。就中国特色言,排解民间纠纷很难说还有更好的办法,对“人治”我们也要历史地看并作具体分析。几千年来,中国的垂直统治其最下端是县,“政权不下县”,县以下一般是乡绅与读书人维护治安与教化民众;如此,社会环境总体上是和谐的,直到某个朝代“气数尽了”或者有先觉者认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率众造反。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概括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皆是“取而代之主义”,真是精辟极了。“取而代之”语出《项羽本纪》,其事件几乎与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同时,而陈胜他们又何尝不是“流氓无产者”?历史走到这一步,人民就倒霉了,于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成了常态,直到又一位皇帝取而代前朝并龙椅坐稳、以科举取士再由那些文士们上传下达教化基层民众……

对流氓无产者的论述在马恩原典里属很重要的部分,可是后来一些实用主义理论家往往对原典进行随心所欲的取舍,所以我以为学马列一定要注意两点:一是读原典,二是要关注原典在后来实践中的运用。共产党领袖尤其是毛泽东早就注意到流氓无产者革命的一面与其蕴藏的力量,不信可以去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后,共产党甚至能把土匪改造成革命军队,至此,这个话题还用我再饶舌吗?一位名人曾说:“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成好人……。”此言得之。

于是,我曾恨偷马桶的人,曾蔑视偷鸡贼,曾嘲笑那位讹兄长的弟弟,现在想来皆孺子之见,我那时就是个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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