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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话地名
作者: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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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人文遗存丰富。随之而来的便是历史上淮安的行政区划、官署机构、沿革地名存废纷繁、变迁复杂,也为当代淮安人准确了解淮安的过去带来不少困扰。这里,笔者就近几年所遇到了几处关于淮安容易导致误解的地名,做一点简单的考证与释读,不确之处,由方家批评指正!

一、山阳:同名的地方有不少,不一定指古淮安

历史上,竹林七贤聚会的竹林在山阳,然而这个“山阳”,并不是今天大家都熟悉的淮安府山阳县。

淮安的古称山阳沿用了近一千五百年,淮安的朋友见到“山阳”第一反应是淮安不足为奇。乾隆皇帝《过淮安城》有诗云:“入北门还出西郭,汉淮阴是晋山阳”,点出淮安这段叫“山阳”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晋朝。不过,古淮安的“山阳”是东晋才出现的“山阳”,与“竹林七贤”聚会的魏晋“山阳”,不是一个地方。

史载,东晋义熙七年(411),设山阳郡、山阳县,治今淮安区。其后南齐永明七年(489),割直渎、破釜塘以东淮阴镇下流杂100户置淮安县,淮安之名始见。隋开皇三年(583),置楚州,初治淮阴,开皇十二年(592),移楚州治山阳县。唐武德四年(621年),置东楚州,治山阳县,武德八年(624),裁西楚州,东楚州改称楚州,仍治山阳县。两宋,山阳一直为楚州附廓县,即州城所在。元至元二十年(1283),并淮安、淮阴、新城3县入山阳,山阳县地域兼及数县。南宋绍定元年(1228),李全火烧楚州城。废楚州,升山阳县为淮安军,隶宝应州。元朝设置淮安路,县复称山阳。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置淮安府,治山阳。明清淮安府署设置在山阳县的格局,直至清末未变。直到民国三年(1914),因与陕西省山阳县同名,才改名为淮安县。

淮安这个“山阳”是东晋以后出现的“山阳县”,跟淮安同名的那个“陕西山阳”也是个古县,不过出现的比较晚,是北宋时期才有了名字。西晋泰始二年(266),在今天陕西东南部的秦岭北麓设置丰阳县,历经更迭,到了北宋咸平元年(998),改名为山阳县,明清时期属于西安府商州(今陕西商洛)。民国三年,山阳县改为淮安县后,全国便仅剩这个陕西的山阳县,一直至今。

不管淮安这个山阳,还是陕西那个山阳,都不是“竹林七贤”所在的那个“山阳”。“竹林七贤”的“山阳”,在今天河南省焦作市,在曹魏至西晋时期是山阳公国所在。山阳国位于太行山南麓、地近黄河,先秦时期便有“山阳”之名,西汉初年设山阳县,属河内郡,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在亡国之后,被魏文帝曹丕贬为山阳公,食邑1万户,位在各诸侯王之上,河内郡山阳县便成了山阳公国,一直延续到西晋末年。

不过,从汉代到魏晋时期,不光在黄河北面有个山阳县(山阳公国),在黄河南面,今天山东省菏泽市一带,还长期存在着一个山阳郡(短暂做过山阳王国)。古代有郡县制,郡管县,山阳郡要比山阳县高一级,山阳王国也比山阳公国的级别要高。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王武薨,其封国梁国一分为五。景帝封梁王武之子刘定为山阳王,分梁国北部数县置山阳国,国都为昌邑(在今山东菏泽市巨野县)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刘定薨,山阳国除为郡。

元朔三年(前126),鲁王子侯国瑕丘、宁阳来属。天汉四年(前97),封皇子刘髆为昌邑王,以山阳郡置昌邑国。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昌邑国除为山阳郡。东汉建武十七年(39),封皇子刘荆为山阳王,山阳郡又改为山阳王国。永平元年(58),徙刘荆为广陵王,山阳国除为郡。建安十七年(212),封皇子刘懿为山阳王。其后更迭不断,一直到隋初,山阳郡废。

我们现在捋一捋:黄河北面的山阳县、山阳公国有一片竹林,孕育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千古绝响。黄河南面的山阳郡、山阳王国见证着汉代的辉煌。东晋时期,江淮大地出现了另外一个山阳,这处山阳后来有了“淮安”这个新名字。陕西的山阳县孤零零地出现在大西北,不过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可谓是:年年月月中国史,兴兴废废山阳城。

二、钵池山:古代的洞天福地早已无存,当代的人造景观易地重建

作为一座与“水”结下不解之缘的城市,淮安的历史文脉和文化符号无不跟一道道河渠、一座座湖泊相关。古淮河静静流淌,淮水安澜,城市文化源远流长;大运河通衢南北,千年不息,带来“运河之都”的繁华与传奇;洪泽湖浩渺万顷,高堰捍卫,守护着江淮大地的万千生民……淮安的城市宣传语也多以水为主体,“融南汇北、水润淮安”“水懂我心、自然淮安”等等,这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 在时空里变幻着每一处波光,记录着古往今来的繁华与沧桑。

当然,若要说淮安无山,倒也不确切。虽然市域境内大多数都是平坦无垠的江淮大平原,不过西南盱眙一带,因位于江淮分水岭东部余脉,形成一些低缓的丘陵峰峦,一直延伸到淮河岸边,其间不乏值得一游的名胜,如盱眙的铁山寺、清平山、玉皇山、都梁山、第一山,洪泽的龟山、老子山等。而在现在淮安市区范围内,也曾有座钟灵奇秀的洞天福地,为淮安不太丰富的名山文化,书写下难得的一笔。

古来名山,皆有僧道。唐代的淮安叫楚州,州城在今天淮安区老城一带。州城西北约二十里,有座冈阜如钵盂,沙土皆红色的山丘,因其形状而得名钵池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晚唐道士杜光庭在《洞天福地记》中遍列天下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楚州钵池山名列七十二福地第四十。所谓“福地”,乃是道教真人得道之所。在钵池山得道的神仙,乃是王子乔。

王子乔为东周时期周灵王的太子,姓姬,名晋,才华横溢,博学多识,被后世奉为王氏始祖。传说中的王子乔,自幼即具仙骨,常游历于伊、洛之间,尤善吹玉笙,声音酷似凤凰鸣唱,后仙人浮丘生将他带往嵩山修炼。王子乔道成后下山,欲觅一块风水宝地炼丹,游历至淮河下游时,看中了幽远闲旷的钵池山,便在山上筑起百尺炼丹台,台下挖了一口丹井,终日炼丹不止。丹成,鸡化凤凰,王子乔遂驾凤凰麒麟成仙而去。

钵池山成为道教福地后不久,佛教也在这里扎下根。北宋乾德元年(963),僧人玉海在山南兴建洪福寺,几度兴衰,至明代正统三年(1438),在其基址上新建景会寺,名著淮东,文士赞其“殿阁宏敞,造像庄严,金碧辉耀而寺始极其盛噫”。水光山色,林木古刹,就这样掩映在淮安城的咫尺繁华之外。

钵池山本在古淮河山阳湾畔,明永乐年间清江浦运河开辟后,水积山前,汇为山子湖,嘉靖年间,淮河改道清江浦以东趋海,不再绕道钵池山南。山子湖周环约十余里,南近里运河板闸钞关官署,中有爱莲亭,往北至钵池山南景会寺,“云影波光,千倾一碧”,湖光山色,亭阁辉映,成为明清时期的江淮名胜。

福兮祸依,乾坤倒置。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滚滚黄河洪波从老坝口决堤,倾泻东南,钵池山数丈之丘,首当其冲,一夕无存,泥石殆尽,山子湖也被淤平,山麓的景会寺、湖中的爱莲亭,全被冲毁。百年之间,山石荡然,空余闲鹤鸣去、晨钟余音。

钵池名山虽然颓然失色,但留下部名志流芳青史。民国初年,如皋名士冒广生来淮安板闸任淮关监督,实地勘视、广搜丛残,寻访故老,编成《钵池山志》,包罗山水、建置、古迹、金石、人物、方外,为记录淮上古之山水名胜的第一流志书。1921年,《钵池山志》刊行,其后,淮安文士段朝端、宋焜为之增补,1938年由景会寺住持范益在上海排印增补本。近年,市志办主持整理《淮安文献丛刻》,也点校出版了这部《钵池山志》。

钵池虽小,却始终为淮上文献所铭记。除去《钵池山志》,《淮关统志》《淮关小志》《山阳河下园亭记》等均对这座洞天福地有细致的描述。水为山增色,史为山留名。

时应世运,2005年,江苏省第四届园博会在淮安举办,以此为契机,淮安市区水渡口以东,以现代园林规划融合淮安城市元素,兴建起一座山水交融、古今辉映的钵池山公园,重新恢复了这处人文景致。站立于新筑的钵池丹峰上往西眺望,落霞孤鹜,山水城林,满眼欣欣向荣的淮上风光。这座新钵池山,也为碧水滋润着的淮安,造设出一抹难得的胜景。

三、钞关、榷关、淮关:在淮安均指一地,钞关是规范用法

淮安大运河板闸段,有一座钞关遗址。这里“钞”为“纸币”之义,钞关是明清两代收取关税之所,因以钞纳税,故名。钞关又名“榷关”,在古代汉语中,榷本为“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后引申为“专营、专卖”和“赋税、税收”之意,“榷关”即征收关税的机构,与“钞关”同义。因为这座钞关位于曾经的淮安府内,所以也常被称为淮关、淮安关。

淮安地处南北大运河要冲,明代初年,只收商税,不在运河设卡。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后宝钞滥发,贬值很快,百姓弃之不用。宣德四年(1429),朝廷“以钞法不行,设关收钞”,令南京至北京大运河沿线淮安等“客商辐辏处,设立钞关,收船料钞”,其直接目的是强制按照船只大小、路程远近收税,强行推广纸钞兑付,同时也起到“为国课而足国”,增加朝廷税收的作用。因为是用纸钞兑付,故称钞关,习称榷关。

从正统六年(1441)到成化七年(1471),淮安钞关曾几次撤销或重置,其后长期设置,是大运河沿线常设的崇文门(北京)、河西务(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北新(杭州)等七关之一。到了清代康熙九年(1670),朝廷将户部所属淮安常盈仓的储粮和工部设在清江浦兼管收税和造船的抽分厂两大块业务也一并划给淮安钞关。雍正五年和七年(1729),宿迁关和江海关庙湾口(在今阜宁)也划归淮关,故清代习称板闸的钞关关署为大关。清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户部裁撤淮安钞关,淮关监督移交淮安府地方兼理。后来到民国二十年(1931),国民党政府财政改革,实行货物就厂征收统税,取消各地关卡,淮安钞关才最终撤销。

淮安钞关的主官简称淮关监督,习称“榷使”。明清时期,淮安榷关一直由户部督理,起初主管官员不定,弘治六年(1493)以后以南京户部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或主事(正六品)出任淮关监督,成为定制。清代淮关监督是“优差”,由地方督抚兼任,或朝廷派内务府官员专任,品秩为正、从五品或六品,但待遇优渥,是油水很足的肥缺,故有“天下之美官,无如协关尹”的说法。

明代中前期淮安关税收为1.2万两到2.6万两,明代万历年间以后增加到3万两以上。清代顺治初年关税额定为2.278万两,后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雍正年间达到23万两,至乾隆年间正税最高峰为62.3万两,超过大运河上的临清、扬州和苏州浒墅关,在大运河各钞关中名列前茅。

钞关关署的位置位于淮安府城(山阳县城)和清江浦之间的板闸镇,南临里运河,北瞰钵池山,其规模宏阔,建筑规制高于淮安府署,是江淮之间又一处官署园林建筑群,这些,杜琳的《续纂淮关统志》都有具体记载。

明清两代淮安的经济发展,是由三大经济支柱支撑起来的:酒运及运军所带土宜、私盐活跃市场;过境商品贸易增加钞关税收,繁荣经济;而两淮盐业的营运以及大量盐商的进驻,则对于城市的繁华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淮关监督与清江浦的江南河道总督、淮安府城的漕运总督均是朝廷派遣到淮安的方面大员,体现出淮安“运河之都”的政治地位。淮安钞关同淮安城市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淮安经济文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岁月如流,大运河畔的钞关遗址早已荒废。2006年,淮安钞关遗址作为京杭大运河文物遗存的一处文物点,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2008年,淮安市政府为打造“运河之都”,对淮安钞关进行了重新修复,新建了衙署和关楼。2019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就在钞关遗址旁举办,皓月映照下的淮安钞关,被装点的流光溢彩,展现在全球华人面前。

作者作单位: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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