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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平桥 | 机房对话
作者:刘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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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插队的生产队购置了一台双缸柴油机和碾米机,在支渠小道旁建了个机房。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农民小徐被安排到机房,我们的工作是给自己庄和附近生产队的农民机米,柴油机带动碾米机,稻谷倒入碾米机,出来大米、稻糠分离。麦收季节,换上磨麦机,一样机出面粉、麸皮。没有这机房之前,附近农民就得将稻谷挑到泾河街上去机米,很不方便。这可是日常生活的大事,天天有人来机米。柴油机工作需要冷却水,冷却水循环就产生热水,机房后面紧连一个低矮的热水池房,成了社员们的公共浴室,男单日女双日,尽管水面漂有星星油花,但农民并不在意,都很快乐地来洗澡。人来人去,闲聊拉呱,家长里短,评头论足,机房成了社员们的社交中心,也成了我了解当地风情、农民情感、各庄各户大事小事、家长里短的新闻中心。

一天,远远地从东面来了一个青年人,走近后,小徐认出了他,一脸惊讶,立即打招呼:“小王,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小王也停下,来到机房,与小徐饶有兴致地聊了起来。看上去这个年轻人与我们年龄相仿,个子不高,稍显瘦小,一脸老实相。小徐向我介绍,小王在东面生产队,是同一大队的。从聊天中,我渐渐得知,小王是初中生,“文化大革命”中,一次生产队分粮食,分配不公,他家受到了欺辱。队长是生产队说一不二的人物,他与队长论理、申诉,得不到解决,回家后,一气之下撕下挂在墙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一把火烧了。本来就是泄愤,不知道被谁看见告了,这可不得了,随即大祸临头。可怜的小王,在大、小队被巡回批斗,认罪。斗罢,又被判刑5年,送到洪泽湖劳改农场服刑。我很惊异,并无多少文化的农村小青年怎么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

毕竟是贫下中农出生,也没有其他过往犯罪记录,小王服刑几年后被减刑出狱。出狱后,他并没有回乡,而是选择了留场。据他说,劳改农场是1/3老职工,1/3刑满留场人员,1/3劳改犯。他留场后被分配到一条运输船上,做了一名小负责人,还管理几个劳改犯,与他们一起在拖驳船上跑运输。在农场每月有固定工资,生活稳定,远好于他所在的生产队。跟船跑运输,工作也不累,真是因祸得福。更令小徐羡慕的是,小王此趟回家还找到了一个对象,正在筹措办理婚姻大事。小王介绍中不时流露出满足感和一点小得意。聊了一个多小时,送走了小王,小徐对我说:“你看,你们知青来几年了,还不如小王,一个劳改犯。”此言一出,令我为之一怔。知青不如劳改释放犯,我脑子一轰,难以言状,无法接受,也永远不会接受,但我无力反驳他。在他看来,我们是来接受他们再教育的,当然在他们之下。与小王相比,我们没工资,收入不及小王。我们在田里干农活远比小王辛苦,生活也不如小王。小王即将结婚,而我们知青都还是单身汉。根据农民的几个简单标准,知青不如小王这劳改释放犯,似乎也是客观真实的现状。

那天,小徐的话一直响在我耳旁。晚上睡下,久难成眠。躺在床上,思绪如潮。糊里糊涂地从学校来到农村,还以为真是需要我们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轻易的相信了“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甚至还从所学的现代史中总结,当年“一二·九”运动后也是学生到农村去发动革命的。刚到农村,热情满怀,积极劳动,拼命干活,主动参与队里各项活动。一个多月后,在农村田埂小道上游行庆祝毛“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当时隐约感觉,难道要我们一辈子在农村。四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给农村带来什么改变,知青却以各种方式离开了平桥,留下不是在寻谋途径就是无奈。一切积极的正面的理解与思考都被现实击碎,几年努力、艰辛和苦难,除了损伤身体,留下病患,对改变农村和个人未来无任何作用。

又过了两三年,知青已越来越少。全大队三十名知青只有寥寥几个了,当初我们生产队八口知青之家也只剩下我一人了。看不到离开平桥的希望,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孤独、无助、无奈,甚至绝望。那时我才体会到,最摧残人的不是繁重的农活,不是饥不果腹的饮食,而是那种心底的煎熬,对前程的绝望和无论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的现状,这些更让我刻骨铭心。队里的机房还在,每每路过机房,那深深刺痛我的对话挥之不去。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是谁给知识青年带来如此灾难,我常常思考。其实,机房对话的那个“劳改犯”小王不就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了吗?

 

评论

王曙光:刘秀宁,拜读了你的“回忆录”,遥想当年,我们真是“轴”得可爱。改革开放后人民才逐渐敢讲真话。不堪回首的年代远去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了,晚年幸福生活之余,回味起当年——五味俱全。

李庆彬:刘秀宁,看了你的“机房对话”感慨万千,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开拖拉机。耕田运输机米机面,较晚离开农村的傍徨,去年写的一首词发你斧正:

清平乐·彷徨

草屋墨面,雨后云低旋。渠水潺潺盈堤岸,细柳排成一线。

凝望麦浪连天,菜花烂漫谁看。遥问长天归雁,何时飞过钟山?

刘秀宁:庆彬,草屋墨面,相同相似的插队生活,学校三年,相影相伴。我们有共同的经历与思想,我们是一生的知音与朋友。

刘秀宁:王曙光,当年大家都太过幼稚,这也是所受教育决定的。一生受骗太多,明白过来,也难讲真话。人人都能讲真话,人人都敢讲真话,国家才真正强大。多谢你的关心与鼓励。

赵曙东:读了二刘的文章,深受感动。在知青陆续离开,只剩下几个知青的时光是苦涩的,是茫然的,又是最清醒的。因为,这是上山下乡真正面貌显露的时刻。这是一切冠冕堂皇的遮羞布支离破碎的时刻,也是深刻思考的时刻。知青下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刘秀宁:教授的眼光是研究的结论,我们则更多是感性认知,需得到曙东指正。看到你的讲座通知,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理论上分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十分新颖,但非常遗憾,因外出旅游计划,听不到讲座。我想你的讲座一定很成功。谢谢曙东关心与指点。

黄光明:刘秀宁,看了你的“机房对话”心中十分感慨!淌着血和泪。在机房也有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甚至更伤自尊心……正如你文中所说:最摧残人的不是繁重的农活,不是饥不果腹的饮食,(加一句:那怕是流汗流血,几乎要付出生命!)而是那种心底的煎熬!对前程的绝望和无论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的现状。问苍天,何处做书生!

刘秀宁:光明,我们俩都是最后离开小林庄的,在一起同甘共苦多年,心是相通的。回忆后期那几年,境遇很凄凉,但友情很珍贵。相互关心、帮助,相互支撑、相伴,一起度过了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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