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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平桥 | 穷的沉甸
作者:邵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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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只有亲身经历才会刻骨铭心。我的母亲来自江南农村,小学时我又曾经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好像自我感觉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到了苏北农村,亲眼见到我们的农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生活,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

前些时莫言获诺奖,一时议论四起。莫言的作品大多写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境况,对底层人民的贫穷最为关注。他的获奖演说讲叙了亲历的故事。由此也让我想起那些插队时的往事,于是信马由缰记下我的回忆。

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了不得。“舌尖上的中国”火了大半边天。我们插队的淮阴地区,属著名的淮扬菜系。可是,那几年我们看到的只是对填饱肚皮的渴望。那种前胸贴后背、两眼冒金花的饥肠辘辘,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个“吃”上;各种穷办法全使在了如何吃饱上;肚皮决定了脑袋。

关于穷日子的故事,就从“吃”说起吧。

发现两种特别的吃法

1.老也不吃菜心:过去有个老话“吃菜要吃菜心,当兵要当红军”。可是一到平桥,却发现那里的农民都是剥黑菜的菜边子吃,而让里面的菜心继续生长。一开始想,是否这里的天气冷,小菜生长的速度太慢,才这样做的。可是年后转暖了,依然如故。直到最后,菜心抽了薹,还要结菜籽换油呢,才知道,只能吃另外的菜边子了。 

2.剪蚕豆屁股:江浙一带的一道名菜“发芽豆”——把干蚕豆浸泡,刚出芽。如果和腌好的雪里蕻烧汤,味道鲜美。如果立马再晒干、收起,以后随时可以大火一炒,就和爆米花机上爆过一样的酥脆可口。我在农村招待前来串门的校友就请他们现场品尝了一回。大家都很奇怪:怎么就这么炒炒,啥也没有加入,居然又甜又酥?没想到在这里看到农民也在泡蚕豆,便上去攀谈:“在做发芽豆?”“不,在剪蚕豆屁股。”“?”看到我好奇,便告诉我:“剪掉的是没有芽的那半个,这里叫蚕豆屁股。前面出芽的半边种下去就能发芽了。剪下来的半边就可以做一碗菜。” 

就想吃的心思

1.馓子

馓子是淮安著名的特产。那里的乡亲们逢到亲友家生孩子满月送大礼,常会送上一箩筐馓子,这叫乡风。馓子酥脆香喷价钱便宜,炸得泡泡的,一大箩筐才几斤,送出去一路拎过,满满当当,很有面子。

可是,对普通百姓来说,是个稀罕东西。一天的工分只有毛把钱,一天的口粮不满一斤稻谷,喝稀饭还没有保障,哪够得上买馓子?更不要说妇女了,她们常常是烧好饭菜,先尽男人、孩子,轮到自己只剩残汤了。能吃一顿“干的”就心满意足了。

记得一次农忙割麦时,因为劳动的田块离庄子远,队里决定集体供应面饼到地头,省得大家来回奔误工时。你看啊,送饼的农民后面跟了一大群疯狂兴奋的孩子,就像哄哄的一群苍蝇。每个劳力分得五个,我们几个知青一拿到饼子,也顾不得脏了,仰面睡在麦把子上,让酸痛的腰有个支撑。又饥又累的我们把饼子搁在肚皮上,一口水不喝地啃起来。那个香味真过瘾!吃了一半,我扭头看看身边,妇女们多数把饼子让给了自己的孩子,她们自己只吃一小口,垫垫饥。看不过去,我们刚伸手表示匀给她们一点,马上就被小孩子们一抢而空!

那时候,农村还没太讲究计划生育。因为口粮按人头分,倒常常生上一大堆孩子,可以多领些计划口粮,以度过眼前饥饿的困境。但是,农村的妇女地位很低,干活干到临产,生完孩子第二天就要早起给全家煮早饭了。一满月就下地劳动,大家休息都在捶腰揉腿,她们却还要奶孩子。收工回家饥肠辘辘,而饥饿的孩子又扑进她们的怀里吮吸了!

孙队长的媳妇曹蕴兰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已经俩儿子了。小的还未脱手下地呢,老羡慕我们利手利脚的自由。一次田里干活休息时和她聊天,发现她又有一点作呕,本想问问她,她倒主动告诉我,是又怀上了!看我惊讶的眼光,红着脸小声说:“我实在太馋馓子了,太想吃馓子了!”

非常理解,实在饿极了。明知生孩子的痛苦和带孩子的罪,但是坐月子吃馓子的优待对她来说,无比诱惑!这是何等执着无奈的选择! 

2.等候

那时候的集体财物多数是锁在场上的队屋仓库里,隔壁就是牛屋。因为盗窃成风,集体那点可怜的财产也经不起偷盗的了。所以队里总是安排男子汉值班“看场”。而且据观察,都是安排俩人,至少有一个人是能从家里带出一床被窝的(当地多数人家是全家一条被子)。多数是住进牛屋,和饲养员一道睡一宿。

一天因为看书,睡得晚了。临睡前开门再检查一下,看看还有什么物品落在屋外?发现大个子赵木匠一人坐在石滚子上,冷风嗖嗖的,也不进牛屋去。便问了一下。他说不进去了,不轮他看夜。“那你在这儿干啥?”“不干啥,干部正在牛屋吃着呢。看看他们干部快吃得差不多了,等他们有什么吃剩下的。” 

野菜充饥

在平桥的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一些过去不认识的野菜,小蒜就是一种。小小的独头蒜,但是上面的叶柄却是和小香葱一样是空心的圆柱状。可以炒菜,也可以腌制,有特别的辛香味。听队里农民说,南面马兴庄的麦田里特别多。有一天,孙队长问我们:“今天亮月正好,晚上去马兴庄挑小蒜,去不去?”我们看许多人都去,也跃跃欲试。小麦正值返青拔节,水渠里都灌满了水,农民用一个耙田用的耙条架在水渠上,一窜就从这个独木桥上过去了。我们抖乎乎的,抓住一旁的柳树枝,往前跨几步,再猛地一窜,居然也进到马兴庄的麦地了。

月光亮堂堂,可都是银灰色一片。社员们说,用手摸,直挺挺圆滚滚叶子的就是小蒜。呀,真灵,每人一下子就挖到半篮子了。也许是人多,动静大了,惊动了马兴庄的守夜人。“有人来了,快跑!”我们跟着队里的农民,一口气地往回逃,一溜烟地都通过了软荡荡的独木桥。

等到第二天,再看看自己跑过的独木桥,怎么也不敢相信,怎么过来的?太惊险了。

我们挑的小蒜腌了满满一坛子,很好吃。问社员:“干吗人家不许挑?”回答是:会挖坏旁边的小麦,所以大家都是彼此“偷”对方田里的。所以以后我们就不再去了,但是都知道,当地的农民依然如故,心照不宣。

互相理解

夏天在稻田里薅草,又认识了两种野菜:沙兰菀子和野荸荠。野荸荠就比普通荸荠小很多,但味道差不多。一开始我们挖到都带回家洗洗再吃,后来看见人家都是用衣服角擦擦就吃,也就模仿学样了。沙兰菀子是草根,就和扬州酱菜里的宝塔菜差不多,估计是一个种属的,要回家腌制。幸亏那时候的农药化肥用得不多,我们倒也都相安无事。 

吃咸(hán)

当地农民们把“吃菜”称为“吃咸”。一开始以为是方言,后来1969年春节回生产队时因未带门钥匙进不了门,在农家吃了饭,对此才有了体会。杨二婶家七八口人吃饭,桌上就放了一小碟碧绿的咸菜,8张(锅的尺寸:直径约80公分)大锅满满当当的菜稀饭糊涂,大勺子一松手就“哐 ”沉入锅底。他们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碗,端在手里重得很,我喝了一口,在二婶的客气谦让中挑了一小节咸菜,刚放进嘴,啊呀,我的妈呀,舌头腌得那个疼,咸得要命,简直无法形容。本能地往外吐,但舌头又好像发麻吐不出。又赶紧喝了一大口糊涂粥,喘了一大口气。他们都笑了,问我是不是吃不惯?我问:干吗要腌得这么咸?几乎异口同声:“经吃、下饭!”也就是说,就一点菜就可以吃完许多主食,省菜。他们告诉我,腌得咸,菜不容易坏,反正也没有油炒,咸点有滋味,盐还算便宜,一毛四一斤,两个鸡蛋就换到了。果然这么多人一大锅粥喝完了,小碟子里还有不少剩余的咸菜。难怪叫“吃咸”。

大家伙除了农忙,多数日子都是喝的稀汤寡水,所以干活的时候小便特别多,就只能随地撒了。小姑娘多会钻进庄稼地、躲进树丛里。年纪大一点的妇女们懒得跑了,大吼呼唤一声“掉过脸去,不要朝这儿望”便蹲下就地解决了。他们的口头语“撒尿不看人,看人撒不成”。

大忙时的一天,我发现我们学着农民腌的小咸菜(先斩碎再腌的咸菜)里面生虫了。心想:可能盐放得少了,不好吃了,就只有倒掉了。谁知道,我把坛子拖到水码头,杨二婶见了,连忙上来:“你们不要了?给我吧。倒了可惜了!”我告诉她生虫了。她说不要紧,淘一下拣拣就行了。就赶紧接过坛子,把里面的咸菜倒回家,又帮我三下五除二地洗好了坛子。因为那时候都提倡生活要向贫下中农看齐,眼见我们知青倒掉的人家贫下中农却不嫌,让我们尴尬了好长时间。

有一次,生产队里分了胡萝卜。我们把许多小的胡萝卜腌起来。这下我们吸取教训,拼命往里加盐。可是腌好以后,咸得很,吃得很慢。夏天到了,我们想干脆把它晒成干,好储存。这样我们还能利用腾空的坛子再弄点其他菜。于是趁太阳好的日子,把咸胡萝卜摊在大匾里,再把大匾搁上屋顶,就去田里干活了。

记得那天好像是在稻田里薅草。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头晕,我们都学着农民把湿毛巾披在头上,干一会儿就去阴凉处歇一会儿。休息了一会儿刚下田,陆二妈就喊着跑过来:“不好了,你们学生干的好事 !”一直在田里上工的我们互相看看,不明白怎么回事。跟着一起过来的几位大嫂七嘴八舌地插进来:“你们晒的什么东西?不晒高一点?一大伙小孩把它们都吃光了,渴得都在用芦柴管趴在沟里面吸水喝呢!肚子喝得多大的格!要死喽!害人哪!……”

一番热闹让我们哭笑不得:我们怎么知道呢,哪知道他们那么爱吃我们腌的胡萝卜?可见这次胡萝卜之咸!我回家取下空空的大匾,也和他们开玩笑:“我们没有让你们赔,就不错了,下次教育自家的孩子,我们学生(知青)家的东西不好吃!” 

吃得那么艰辛,那么不容易。越是不容易满足,人们越是要时时记挂着。所以,当年的人们,见面都是“吃过啦”。当然回答常常是俏皮话“没那,到你家吃啊。”一整个生产队,也没有个钟表的,就看队长的肚皮了。天亮了,肚子唱了;天中了,肚子空了;天晚了,肚子喊了。 

服伺庄稼田

那年头,人饿庄稼也饿。队里除了靠场的几块号称大寨田的样板地还像点样子。边远一些的都是细毛瘌痢秃的庄稼,记得第一年收割稻子的时候,我镰刀捋过去,一把抓不到几根稻子,割上老远才能有一小捆。每棵稻穗也只有寸把长,还瘪瘪囊囊的,颗粒小得要命,一点收获的喜悦都没有。踩在硬邦邦的土地上,不知什么原因,我扑哧笑起来了。和我裹趟子(共割一垄地)的农民问我笑啥。我说:这还叫庄稼?

后来日子长了,才知道一是太穷,没钱买化肥;二是老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多养家禽家畜,肥源少;再就是分配不公,大家伙对集体的地不上心,好肥料都施进自留田了。庄稼也是骗不得的,你不给它吃饱,它也没有回报。

人民公社也不让随便外出,农民只能想出办法,把土地伺候好。这里的办法有几种。一是和人的吃法一样。人缺粮食,就掺上野菜加点水;地缺肥料,也来“混合”。当时每户给养一头猪,规定每头猪的猪粪归集体。生产队定时安排人工往猪圈里加入带草皮子的田埂土,让猪踩来踩去,再拉上粪便。如此往复,等积满了,再到农家来清猪圈,(按体积算成工分)挑到集体农田的大粪坑里,加入一些青草,沤制成堆肥。来年耕种时再撒匀到大田里,算是基肥了。二是到了小麦拔节、水稻分孽、灌浆、油菜扬花的关键期,筹款买点化肥洒洒。

还有一个特别的办法,就是每到冬季农闲时光,安排一些在大城市有落脚点的男子汉,去公共厕所偷粪。本来掏粪,可以清理公共厕所,算是好事。可据说当时的厕所粪便去向也是计划分配的,可能多数是分配给近郊的菜农吧,至少不可能分配给我们遥远的苏北乡村。据说他们只能利用晚间或节假日行动,掏了以后,寄存在租来的民船上。等积满了,再开回来。船停码头,我们全体社员出动,一担一担挑回来。记得第一次挑粪的情景,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一点也不觉得臭、不觉得脏,大家一个劲地夸偷粪者的功劳。一路嘻嘻哈哈,累了就左右换换肩,好像都看到了丰收的粮满仓了。若干年后,四川美院的罗贯中一幅获奖油画《父亲》,据说就是以当地一位偷粪农民工为模特创作的。作者发现一位满脸风霜的老农民老是驻守在他家附近的公厕边,经过观察、攀谈、了解后,非常感动,真情创作。看来这种积肥方式确实是我们整个国家农民共同应对艰难的方式,而并非淮安独创。

老弱病残呢,他们也有积肥的办法。我到学校教书期间,去得比较早。一路上老遇到背个粪筐的拾粪者。幸亏那时候农民拉野屎、牲畜鸡狗更是满地跑,虽然天寒地冻,但捡满一筐也并非太难的事。记得我们学校还编了一个舞蹈,把学生们起早拾粪的情景展现了一把。

花了很多的劳力、精力,就这样一直维系着土地的营养,期盼着土地上的庄稼。农民们是勉强地生存着。唯一值得怀念的,就是,还确确实实是原生态的,极少化学污染。

乡风民俗

绣花枕头,是面子好看,肚里草包。可那时候穷得里子都顾不上了,没有过多力量再顾面子了。补丁摞补丁是很常见的穿着,除非有了非常正规的场合,才一定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因为批判资本主义发财致富抓得很紧,很少副业,农业上又很少现金分红。我们大队里,西边的几个生产队底子厚一些、劳力足一些,收成好一些,年底劳力足的家庭还能进一点钱。我们东边的几个队,几乎家家透支,一年辛苦下来,还倒欠队里的账。连我们知青本来应该进账的,都只有等透支户还钱才能拿到现金收入,那要到猴年马月哦。所以每家人花点钱平时就全指望“鸡屁股银行”了。下俩蛋,换一斤盐;再积多一点,扯点布、买点烟。再说啰,买布还得布票,农村户口的布票计划比城里更少。就是可怜的那点布票,有不少还被偷偷地在黑市卖掉,换点零钱用用。

这样一来,平常人家一般都是过年过节、有什么重大喜事时候才会做新衣服。一般妇女都是请能人帮忙裁剪好,自己慢慢用手工缝制。一般不轻易穿。劳动的时候,常常肩膀头垫块旧围巾披肩或旧布缝制的垫肩,以减少磨损。一家人里,常常是当家人、新媳妇或到平桥街上上中学的娃儿们穿新衣的多一些,其余的就将就着了。布票紧缺,化肥袋子的布结实,就成了令人羡慕的抢手货。但是货源不多,往往干部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当时有一个搞笑段子:大兴干部真朴素,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印象中,天暖和多数打赤脚,若穿鞋呢,男人们穿解放鞋的多,妇女们多数是芦草、稻草加上旧布条编成的毛窝子,难得做鞋。所以一开始那里的雨雪天不好下地干活,我们几个女知青便自己纳鞋底做鞋,小姑娘们可羡慕了,都来和我们学。

最苦的是冬天,夏天热可以打赤膊,冬天一来北风呼号,直往心口里钻。加上吃不饱、热量少,很难抵挡寒冷。农民的办法,在单衣裤里面铺棉花,用针线绗一下,好一点的可以在里面加一层价格便宜(好像是一毛钱左右一尺)的纱布网起来,穿起来舒服一点。如果北风太大,“腰眼系根绳,走路不怕人。”暖和多了。男人女人都穿上厚厚的垫了棉絮或芦花的毛窝子,有的下面还钉上木板,可以在雪地里走,不滑也不湿。扛过冬天,再拆掉棉絮,又可以穿单衣了。还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岁数特别大的老人常常穿一件大红棉袄。后来一问,才知道:这里的老人会早早准备寿材寿衣以防不测。眼下没钱做衣服,干脆提前穿上为自己准备好的寿衣吧。

记得有一次大夏天,跟着生产队会计刘登维去泾河镇农技站取货,走着走着,他突然指着前方,笑得弯下了腰。好一会儿,才说得稍微清楚一点:“你们看那两个学生,穿的什么衣裳?里面的汗衫背心都看得清清楚楚,不如不穿了,还不如我们光膀子呢!”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才发觉,他们是穿的降落伞布做的衣服,透明的。当时这可是比较高级一点的时髦货哦,看来会计是穿不到反过来讥笑人家。

当地的副业主要有编芦席、打草包,卖给供销社。据说收购了往往用于仓库、物流、水利抢险等。民间就是做麦芽糖,挑糖担子的小贩;还有磨豆腐、卖豆腐,平桥豆腐是维扬菜系里的一道名菜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让做大。老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动不动就发动民兵们来捣一阵。所以大家就像做小偷一样东躲西藏,干部呢,也眼开眼闭,好像和现在城管与小贩的关系差不多。

那里农民的床都很简单,就是一个大床框。弄些绑好的芦柴捆架在上面,铺平。再铺上芦席,就直接睡上人了。夏天用光的一面;冬天反过来,用糙的一面。看到我们用褥单、棉花胎铺床,都不能理解——“那不热死啦?”也是。那年冬天,过完年回去,别的知青还没到,我又没有钥匙,只好睡到孙队长家。孙队长去场上看场了,我便和孙太太及小孩们共一床被窝。(那里的人家一般一家只有一床被,条件好一点的才有多的被窝)我一翻开被子,看到下面的芦席,很怕戳,就穿着棉毛衫裤拱进去。而曹蕴兰娘儿们都是光身子的,说是把衣服穿着睡很可惜。被窝很厚很重,起码十几斤,软软的,厚厚的,热得很。可是身体下面只觉得风呼呼的、凉飕飕、硬戳戳,上下两重天。怕冷,往曹蕴兰边上一靠,又烫得不得了,她身上火气大。只好不断翻身,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还是感冒了。

后来,队里英俊的赵木匠娶了一位漂亮的新娘,特地学着我们知青,买了一床草席铺在新床上,成为这里第一位不再用芦席的农民。让大家羡慕了一番。

农民家里要是遇上什么大事,亲友们都会通过“出礼”凑份子解决。所以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的旧风俗,后来就能理解了。一家人很难解决,大家帮把忙,又能维系亲情友情,有啥不好的呢?过年也是大事,辛苦一年了,好孬要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所以平时积攒的钱财、菜干,养肥了的猪、鸡,宰杀加工,换好菜油,磨上豆腐,都要集中一下好好享受。新衣服也通常在这个时候穿起来了。我最感兴趣的是:炒米。快过年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工匠走乡进户,上门帮着炒米。把淘好的糯米大米,放进大锅,趁着大火,用刷锅把不停地翻炒,一下子米粒儿就变灰发黄,一点点鼓起来了。炒好的炒米,没有机器爆的大,但是味道更香,脆脆的。记得那次我们炒了许多。存放在坛子里,吃了好长时间呢!才过瘾呢!

当地一句话:大人怕过年,小孩儿盼过年。过完年,就是最难熬的春荒了。不在农村生活过,没有切身体验。

 

评论

王曙光:《穷的沉甸》写得细致,生动地反映出当年农村生活的细节,艰辛而不失风趣,说笑中含着泪水……

俞靖生:孙国栋到我家去过,我爸妈请他吃饭,他们去南京偷粪想住我家,粪桶放在我家院子里,我爸妈拒绝了,因为首先我就不愿意,因为那时队里对我们不太好,挪用盖房的钱和木料,压低工分……拒绝的理由是单位不会同意。

邵晓梅:你们好!虽然苦难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是我们当初亲如姐妹的生活友情至今令人难忘。后来我们各奔东西,变换了许多不同的岗位、身份,又交往了不同的人群,但是再也没有我们当初的真诚朴实善良。真的很怀念以前的知青户小家!当时,我们也很不理解农民,现在看来,人穷志短,肚皮指挥头脑。政策不对,最低层的人往往没有、也不要尊严了。记得当时看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种愚昧无知无耻也令人惊叹!所以文明社会就要设法让穷人不要太穷,太穷了就教育不了了。

俞靖生:那时队里要是没有我们几个知青,拉双轮双铧犁都湊不够人数。

邵晓梅:对!而且老说我们知青个子大,尽安排在后面。到头的地方,前面人都歇了,完全靠后面几个人了!当时到底年轻!还吃得起这个苦!

陈锡安:民以食为天,穷人的活法出于百般无奈。哪个年代,城里亦穷,但好歹有国家兜底;而乡村则只能靠集体和农民家庭。平桥在全县还算中等偏上的乡镇,但在一些村落和农户,温饱常是一种奢望。每当想起春荒时节,社员手捧缺牙缺齿的大碗,几片菜叶、几片胡萝卜、数得过来的米粒,漂荡在稀汤之中……心里总是酸酸的。知青口粮有配给,比农民好得多,但因没有油水,胃撑得老大。芦七的黄海有次轮值做饭,八张锅煮了一锅稀粥(口粮不够做干饭),待其他同学收工回家,揭盖一看只剩2/3。原来他至少喝了六大碗,实在饿得不行。他村的知青见到黄海调侃此事,常能见到他羞愧难当的样子……

赵曙东:邵晓梅写的《穷的沉甸》,从知青视角描述了五十年前平桥农民的艰辛、贫困、落后。当时严格的户籍制度,割断了城乡之间的关系,农民无法向城市流动,反而把知青赶到农村。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改变。可见制度改革对农村面貌的影响。

王萌:说起人拉犁,给我们每个平桥知青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我们这些贫穷的生产队,没有牛耕田,指望着人拉犁。我们一户九个知青,几乎是拉犁的一半力量。队长唯恐我们不出工。秋收时,每天太阳落山后,拖着劳累一天疲劳的身躯,随着犁号子响起,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田里,有时困得只能闭着眼走。那年我和俞靖生一样(没有俞靖生严重),脚背上一块伤口,始终不能愈合。刚结盖,晚上拉犁,又撕开了。

陈礼勤:王萌,我就在你们队里拉过犁,不知道为什么大队要林庄知青去支援,拉了大半夜,回来路都走不动了。

刘秀宁:我在林庄也拉过犁啊,三条老牛不够用,抢种时吃了晚饭后就拉犁。买了手扶拖拉机后才不用拉犁,但苦了我,没日没夜开手扶拖拉机耕地了。

陈礼勤:在群里我可能是插队时间最短的,没资格和学哥学姐们华山论剑,但该吃的苦也都吃了,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没有落下一个忙季,无论插秧、薅草、割麦、收稻咬着牙也要把自己的那一垄地做完,所以常常下午一点才能收工,刚刚吃完饭就又上工了。我和杭秋常常晚饭后两个泥腿泥脚就躺下睡着了,以至于后来双腿双脚全部溃烂,煤油灯下我们彼此给对方搽上明矾,一面搽一面喊,我至今都疼在心里!每天晩上我都会对自己说,明天一定休息半天,但等会计哨声一响,咬咬牙又起来了,一个大忙愣是没休息一天,我现在都难以想象这么强大的耐受力来自于什么力量的支撑!看了学哥学姐们的回忆文章,十分感动,不仅为你们的文采折服,更为你们的精神震撼,也许这就是我们十中人的精神吧!在我们家中,刘秀宁一直是我心中的榜样,李志明离开林庄后,他维系着我们这个家,并且为我们做了很多,至今我依然难忘!谢谢秀宁兄!

刘秀宁:你和杭秋、书铭是平桥知青中年龄最小的童工,当年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能坚持下来需要何等毅力,幸亏父母不在身边,否则该如何心疼啊。但经过此,这辈子就什么苦都不怕,什么工作都能干,而且干得好了。

陈锡安:礼勤、王萌、曙东,插秧,在我看来是最遭罪的农活,试了三天,腰杆如折断一般,无奈败下阵来,很伤自尊心!曙东当时任政治队长,妇女们喜欢与他戏谑,要求兼妇女队长,拖他一起插秧,好像比我多坚持几天,滋味如何曾记否?

赵曙东:锡安,好记性。当时也曾插过秧,腰折是自不待说。但是我的任务主要是拉插秧的绳子以及测量妇女们插秧的程度。有的妇女为了早点完成,一米就插五棵。我就用脚全部踩了,要求重插,气得她们大骂“毛队长”。拉绳时,我脚上经常被麦茬戳破、化脓。一个季节下来,脚上伤痕累累。尤其是每天早晨,红肿发炎的脚伸到稻田的一刹那,是需要咬紧牙关的。现在看到改良的作业方式,用抛秧来代替插秧,过去的艰辛已经成为历史了。

鲍姗姗:在农村生活割伤、钩虫病、疟疾是普遍存在,知青也难免。第一年学割麦,我和何淑侠因为体质最好被划在一级工一组,都是妇女中的强劳力,割麦的镰刀很可怕,长长的弯弯的很容易割手。果然第一次割麦就割伤了,用此镰刀割麦姿势有讲究,右脚要与拿镰刀的右手一致朝前,左脚在后防止刀割左脚。我和一妇女割一垄,她为了照顾我,她割一大片我割一小条,我还是跟不上她,一急刀尖就割到脚脖子凹处,血流不止,一块小手帕怎么也止不住血,急得没办法,看见田埂上有一片草叶子较宽摘下贴在伤口上,奇迹出现了——血立刻止住了。水沟的水根本不敢用来清洗伤口,后来竟然没有破伤风,以前有点小伤口妈妈总是要我们用自来水冲洗伤口,但在插队的时候割伤不止一次,有一次割到手指,队长害怕了,干脆不要我割麦了,休息了。

王曙光:我也非常害怕割麦子割稻子的大镰刀。记得初中下农村劳动时小镰刀就把手割了一个大口子,留下一个疤痕,所以一看到那个近一尺长的弯弯的大镰刀,心里非常发怵。割麦开始了,一边割一边心里不停地念叨:不要割到手,不要割到手,当心、当心、当心……就这样每天在心里不断的提醒下,终于把一个割麦季给挺过去了,没有受伤。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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