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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前,我参加过陕北社教运动
作者:吴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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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是西安一军校大二的学员,那年春,曾到陕北延安地区参加了社教运动。所谓社教,即上世纪60年代在我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单位开展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我们由班主任带队,分在宜君县偏桥公社工作队。但那期社教尚未结束,就因“文革”骤起,撤回了西安。

 

1. 走出课堂,奔赴陕北社教

1966年早春二月,我们64级500名学员,由干部带队,开赴延安地区参加社教运动。我们班全体的同学,是由班主任韩子光带队。由于军委已决定我们西军电和哈军工等军事院校于当年4月一起体制改革脱军装,所以在社教离校前,我们就提前摘了帽徽领章,穿着一身旧军装,成了真正的“土八路”。

我们先到延安社教总团所在地黄陵县集训,学习了中央有关社教文件。我们除了学习“前十条”、“后十条”,着重学习了“二十三条”,即1965年1月中央通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将“四清”运动由原来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我们在黄陵集训四五天,就被分到宜君县偏桥公社工作队,我们班35个同学被分散到下面十几个生产大队工作组。和我分在一个大队工作组的,是江西籍聂新元同学。但那个大队叫什么名字,如今我们两个谁都记不起来了。社教开始时我们两个还在一个小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后来我又调到后山小队去了。

和我们同在一个大队工作组搞社教的,还有西安公安部队的两名干部,再就是五六个本县抽调的基层干部。工作组组长南树森给我印象很深,是个四十开外的公社社长,中等个儿,长得壮实,说话干脆利落;但文化程度低,有脾气,典型的工农干部。而另一个精瘦的副组长,说着一口陕北土话,好像总有点对上不满的样子,成天唠唠叨叨。工作组里还有两个地方女干部,是已婚的婆娘,干不了什么事,成天哼哼唧唧,见了让人生厌。

我所在的这个大队,是个有两条水沟交汇成丁字形走向的村子,沟里倒是有淙淙流水,沟下和坡上都有人家,塬上边还有几户人家,蜿蜒的沟壑如带子般甩得很远。这里的住房大多是倚坡而挖的窑洞,也有夹笆草屋。窑洞里除了农具、土炕和饭锅,几无他物。

陕北的农村实在是太落后了,沟沟坎坎上种着薄地,几近靠天吃饭。社员个个面如土色,衣衫褴褛,没有文化。那时就想,对这样的农民你教育他什么?这样的穷山恶水地,集体能有什么收入?队干又能沾上多少油水,清他什么?更有些从四川、河南等逃荒到此落户的,甚至有搭伴过日子的,他们就安身不得——内查外调,要弄清他们的来处。

社教住队,地方组员一般都有村子腾出的单独住房,我们年轻的学生大多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那时都是各家各户给我们轮流派饭,吃的大多是窝窝头,基本没有菜,只有一点腌韭菜、辣椒和一小碟盐巴。麦收农忙时,才能吃上一两顿白面面条。吃水都是山沟里的水,我帮着住户挑水,一下一上就是大半个小时,到家桶里的水也咣当掉了一少半。好一点的人家有毛驴驮水,毛驴认路,水驮好后,人跟在后面走就行。

我出生于苏北农村,不嫌弃这里的穷困,对贫苦人有天然的同情心。我记得曾接济过他们的粮票和钱,虽然不多,但舍得。我们常与社员同劳动,有空就与他们拉呱,为他们担水扫院。他们也喜欢我们,常拉我去家里坐坐。我还与后山的一个鳏夫同睡一个土炕,照顾他的起居,为此我染了一身虱子。后来听说在另一个大队的张永海同学,他也与孤寡老人同住过,身上生了跳蚤。暑假回天津,才被母亲用开水清除掉。

那时作为学生的我,脱不了书生气,思想甚至有点激进。如大会小会,给农民念毛选,教革命歌曲。其实仔细想想,那真是近乎对牛弹琴。记得有一次带领社员去公社听大会,路上我硬是一遍遍领着他们唱《公社是朵向阳花》,就遭到过一个地方队员的白眼。

我不记得我在那个大队的村干部被清出了什么,但听说其他队有被查出问题的,有扛不过风头而自杀的。运动后期,我们同学跑外调的不少,近处的我跑过,但外省外县没去过。听说杨继增同学去过四川万县外调,那里的橘子一角钱就能尽饱吃。

2.“文革”骤起,撤回学校

社教中我成天蹲在山沟里,基本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外面消息自然闭塞。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还是到那年七月才听到的。有一天我被派到公社工作队去办事,在那里我看到了报纸上《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头一次知道了“造反有理”的提法。工作队办公室有台打字机,我好奇地在机上练习打字,打的就是毛老人家的这封信。

那年八月底的一天,我们社教工作队被通知到宜君县城听报告。在县城不大的体育场上站满了人,我看到了班主任韩子光和其他工作组的一些同学。我们从高音喇叭中听到的,是那年7月底中央首长在“北京大专院校文化革命大会”上的报告录音,听到了后来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只听录音中长时间鼓掌,足有十分钟。

老实说,那时我们不知道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一场全国灾难就要来临。没过几天,我们西电的学生就被通知回校,撤出社教。走的时候很仓促,甚至仓皇。我们走后,余下的社教工作队是否还在继续工作,不得而知。

那时的拍照机会很少,长达半年的陕北社教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直到今年初,才有上海同学陆秀根,翻箱倒柜,找到了当年一张社教工作组合影。

3.53年后,再回陕北

从1966年参加陕北社教,到如今已经53年过去,我们还时时想起。今年5月在我们西安同学聚会前,张永海同学重游延安圣地后,又到黄陵找到了我们社教过的地方。

5月11日,我的同学一路南下,到了黄陵县。这里有黄帝陵,也是当年我们陕北社教总团的所在地。那时我们来这里学习集训过,清明节期间还到这里的桥山植过树。

5月12日,我的同学赶到宜君县,找到了当年社教过的偏桥公社,现在叫偏桥镇;并找到了他当年住过的陈家坬,现在叫武家源村。这个让他忆念的村庄,曾留下过他青春的足迹。他找到了村支书的家,见到了他的母亲。邂逅了当年村里的小学教师王忠发,并跟随到他家里,在炕上与他触膝交谈。主人还带着他一起看了当年他住过的窑洞,如今早已废弃,村民都搬到塬上住上了瓦房。在主人家里,拿出自家收获的苹果盛情招待客人。我的同学想到在这穷山沟里过去哪有果树,他没舍得吃苹果,一直带回太原留作纪念。

作者原为淮阴县蒋集乡吴大园村人,于济南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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