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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朱元璋的倡廉惩贪
作者: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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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奢侈日甚。政府采取卖官鬻爵的办法聚敛财货,使得贿赂公行,地方官吏更公开贪污索贿,唯利是图,民怨沸腾。“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死者枕籍于道,哀苦声闻于天”,“于是人心叛离,天下兵起”,一夫揭竿,万众景丛。

朱元璋没有忘记农民的劳苦和元末败亡的历史教训,洪武元年正月,天下府、州、县官来朝,陛辞之日,朱元璋谕旨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安养生息之而已。惟廉者始能约己而利人安民,贪者必人而厚己。或尼于私,或昧于欲,此皆不廉所致,尔等当深戒之。”他在一道谕旨中说:贪财纳贿者“虽然积钱满屋,一旦事觉,皆非己有”,不但人财两空,还有杀身之祸。他屡次警告戒谕臣下:仅就求利而言,贪污也是件极愚蠢的事,“凡人守植财(求利)......岁有常利,用之无穷”。“若悖理得财,如贪官污吏,获利虽厚,有丧身之忧”。“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过奢伤民害财”。明初,在治国的基本政策方面,推行廉政治国,“旌举贤能”、劝勉廉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洪武初年,中原涂炭、田多荒芜,人民流离而无所归。朱元璋力求节俭,而且作为制定及施行休养生息的仁政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政策既定,而“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得其人,则政理人安”,要任用什么样的人呢?朱元璋很明确地答“廉者”,他说:“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贪者必人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之故也,尔等宜深戒之”①。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往中原地区选派一批新的守令,他对中书省说:“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先养其廉耻,然后责其成功”②。朱元璋认为,初授官职的人员,不免假贷于别人,负债累累,或致渔侵百姓,欲要求他们廉洁奉公,应有相关规定:新授州府县官,赐白金10两,布6匹。后不定期有所增加,等级划分得更为具体:知府给银50两,知州35两,知县30两,同知30两,通判推官20两,州判、县丞、主薄15两,典史10两。谕曰:“以养汝廉,俾之奉公,毋渔民经自利也”。

朱元璋反贪惩腐的举措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艰苦朴素,廉洁自律。朱元璋一生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史载,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在陈的宫室见到镂金床,说:“此与孟昶七宝尿器何异?”即命毁之。侍臣说:“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所以取败。”朱元璋当即纠正说:“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宏俭约、戒奢欲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③可见,刚夺取政权的朱元璋脑瓜是十分清醒的。

朱元璋即位以后,在应天修建明朝宫室时,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便下令取消所有的雕梁画栋,也不种奇花异草;宫室墙壁上仅有少许彩绘,且内容都非常正面:后妃宫室绘耕织图;太子宫室绘朱元璋开国事迹图;他本人起居的宫室墙上更是连彩绘都没有,全是历代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典故格言,以提醒自己。按照惯例,作为皇帝朱元璋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他却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我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就应该作为典范。”除此之外,朱元璋还是唯一一个把宫廷内的御花园改成“御菜园”的皇帝;即将所有的院落空地里都栽上了菜,宫中菜蔬自给自足,朱元璋本人更是以蔬食为主,酒肉甚少。理政倦怠时,他便在菜地里徜徉,欣赏众人汲水灌园、捉虫除草、耕耘收获时热火朝天的种菜景象。这番风光似乎比小桥流水更能使他恢复精力。尤其是朱元璋平时生活多以吃素为主,每餐都不超过4个菜。每逢地方上遇到特大灾害,他必要求皇家的人员都要吃一餐素饭和野菜,以表与民同甘共苦的心情。

朱元璋对嫔妃、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说:“珠玉不是宝,节俭才是宝。”要求他们饮食要粗茶淡饭,可口即行;衣服未穿破不得丢弃;制衣剩下的布料也不准丢弃,要将其拼接成百纳被或百纳衣,施舍给老弱孤寡……因此,他在世时,亲属没有人敢铺张浪费,骄横奢侈。

借题发挥,以典警示。相传“四菜一汤”为朱元璋首倡。1368年,朱元璋当上皇帝后,遇上天灾,各地粮食欠收,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可一些达官贵人却穷奢极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出身贫苦、讨过饭的朱元璋,对此非常恼火,决心予以整治。一天,适逢皇后生日庆典,朱元璋趁众位大臣前来贺寿之机,有意摆出粗茶淡饭宴客,以此警示文武百官。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再来两大碗青菜,最后是极普通的葱花豆腐汤,以此喻意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宴后,朱元璋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谁若违犯,严惩不贷。”从此“四菜一汤”的规矩便从宫内传到民间。

 为唤醒官吏的良心,他还把农民的痛苦编成一本书,叫《醒贪简要录》,赐给官吏,人手一册。书中记载大小文武官员的品级、俸禄,折合稻谷多少,再折合成平均亩产多少,农民需种多少亩田才能产出,以及农民种田的种种辛苦状,令所有官吏熟读。他在序中写道:“四民之中土最贵,民最苦,最苦者是什么哩?每当春耕之时,鸡鸣而起,驱牛柄梨而耕。禾苗即种,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等到秋收,交官之外,所剩无几,要是遇上水灾虫灾,则全家遑遑,毫无希望。今颁书于中外,望做官的懂得体恤吾民!”其言词切切,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改革创新,规范制度。据考明朝以前人们记账都是使用“一、二、三”等汉字和自己创造的一些简单符号,这种记数的方法简单实用,而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简单了,容易涂改。这就让一些贪官污吏有了可乘之机,比如把“一”改成“二”“三”“六”“七”“十”,把“三”改成“五”,再加上字迹潦草一些,想辨出真伪真是难上加难。

明朝初年,一起涉及12名高官、6个部的左右侍郎的重大“郭桓贪污案”,就是利用空白账册大做假账,通过篡改数字大肆侵吞钱粮,累计高达2,400多万石,这个数字几乎和当时全国秋粮实征总数相当。朱元璋对此大为震怒,深感元朝末年贪污腐败严重,治理腐败不光要严惩罪犯,更要从制度上堵上贪污受贿之门。遂下令在将郭桓等同案犯几万人斩首示众的同时,制定了惩治经济犯罪的严格法令,并在财务管理上进行技术防范——那就是“专为反贪造新字”,把汉字中的数字改为了难以涂改的大写,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等,这一创举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金额数字大写的首创。这些汉字写着虽然有些麻烦,但可以有效避免涂改数字,故“大写”沿用至今。

大义灭亲,以儆效尤。在执行法律面前朱元璋秉公执行,皇亲国戚概不徇私。朱元璋惟一的亲侄、义子朱文正,官至大都督,跟随他南征北战数十年,并为其建国登基立下盖世功勋。在镇守江西期间,因骄奢淫逸,强聘民间未婚女子陪睡,被人告发。朱元璋闻讯后大怒,立即召回问罪,虽然马皇后亲自求情,朱元璋仍然将其一撤到底,放黜凤阳守陵,后因逃跑,朱元璋将其处死。

欧阳伦是朱元璋三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官为驸马都尉,他为人聪明能干,很受朱元璋的器重。谁知欧阳伦自恃皇亲国戚的权势,横征暴敛,欲壑难填。他先是花巨资装修了驸马府,比皇宫还富丽堂皇;接着又到处搜集奇珍异宝,一时间门庭若市,各地官员争相登门“献宝”。明初茶叶作为重要的出口物资由皇家统一控制,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凡经营茶叶的茶商必须持有官府签发的证件方可经营,贩卖私茶是犯法的。但欧阳伦利令智昏,利用职权贩卖私茶,牟取暴利,成为当时的“官倒爷”。地方官员告发后,朱元璋勃然大怒,为了建立一支廉洁清正的官员队伍,为了澄清天下吏治,朱元璋决心大义灭亲。他不顾安庆公主苦苦哀求,不念翁婿之情,依法行事,竟然对自己亲女婿欧阳伦所犯走私茶叶罪实行“扒皮绷鼓”示众,以儆效尤,朱元璋不仅赐死欧阳伦,而且将其手下周保等恶奴一一诛杀。

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乃广东封疆大吏,在任上大肆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私纵死囚,任意盘剥,为祸一方,天怒人怨,可谓是明朝初年的真正的“大老虎”!朱元璋查清案情后,设计将他召回京城,就在朝堂之上将其鞭打至死。一时令朝中文武百官不寒而栗,天下震惊,明朝官场的贪污受贿的腐败之风有了明显的好转。

铁腕肃贪,酷律严刑。朱元璋要求对贪污贿赂犯赃的案件要一查到底,坚决惩办。洪武18年,御史余敏、丁兴廷举告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或、赵全德等贪污舞弊、开盗官粮。朱元璋命令法司严加查办。法司顺藤摸瓜,先后追查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他们内外勾结,总共贪污钱粮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郭桓、赵瑁、王惠迪等六部中数百人处以死刑,各布政司有牵连的官吏数万人被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该案的官吏、富豪被抄家、判刑的不计其数。建昌知县徐颐征收夏税作弊贪赃,金吾后卫知事靳歉私吞军饷,均被枭首示众。洪武4年,朱元璋曾赦谕刑部:“官吏犯赃者无贷”。

《大明律》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八十贯则处以绞刑。受财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后改为受四十贯就流放。贪赃钞六十两以上官吏,均处以枭首示众,并剥皮实草等等。

为对付官场腐败,朱元璋可谓挖空心思,尽其想象,出新招狠招治贪,其用刑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如剥皮实草、凌迟、刷洗、枭首,还有什么“秤竿”“抽肠”“断舌”“挑筋”等等酷刑,让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朱元璋就是想用严酷的刑罚来吓退官吏的贪婪。

在他的严厉打击下,一颗颗贪官人头落地,一个个污吏被流放,当时,仅发往朱元璋老家凤阳种田的官吏就达上万人,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之力度,手段之严酷,态度之坚决,前无古人。

广开言路,勤政查处。支持百姓“民告官”,朱元璋深知官场官官相护的黑暗,为了使下言能上达,民苦能尽知,他广开言路,在午门外设立“鸣冤鼓”,民间若有冤屈,在地方无法讨个公道,就可以击此鼓鸣冤,向他直接申诉,他亲自审理过问案情。

朱元璋打破了只有大员才能上早朝的规矩,规定不论朝廷官员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隐情还可单独召见。

为打消老百姓怕举报遭报复的心态,他破天荒地准许百姓密封奏事,直接向他上奏。

朱元璋还对各级握有实权的司吏进行监视,校验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随时上奏,哪怕是深更半夜,朱元璋闻讯也立即起来接见。因此,有的贪官晚上受贿,第二天早晨就遭查办,动作神速,让人咋舌。连远离京师的穷乡僻壤,郡县之官也悚心震胆,不敢稍有放肆,以免被人举报而遭制裁。

弘扬正气,倡廉旌表。明初,对廉洁公正的官吏,朱元璋还鼓励旌表,破格擢升。造成了当时以清廉为荣、争当廉吏的社会风气。

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是当朝有名的大秀才,有一天,朱元璋微服私访时,看到罗复仁的居室破烂不堪,就感叹地说:“好秀才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于是,随即下令赏给他一幢新房。

洪武三年,河南嵩县刘典史入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服破旧,掀起朝袍一看,里面衣服补丁打补丁,甚为感动,赐他坐在自己身边说话。待他人一走,立即派官员去调查他的廉洁情况,经查,此人为官十分清廉,家中负担很重,故入不敷出。朱元璋立即赏他银两布帛,并加官晋级。

廉吏方克勤任济宁知府,月俸20石,但自奉简素,不服纨绮,一布袍十年不易。家中房屋坏了,属吏请为之修缮,他说:“勿以我私事而劳民”,自己买苇席障之,蔽风雨而已。每到州县考察,“以物自随,杯水不肯受”。一次,下属兖州太守差人送来二水瓜,他退还礼物,还杖笞了来人,宣称说:“吾非市名,唯性不喜份外之物耳”。他在工作中的勤慎和生活上的简朴,是明初廉吏的典型。当时省宪考核吏治成绩,评为“六府之最”。洪武8年春被召入朝,朱元璋称他:“善治民,赐宴仪曹”,奖谕有加。在朱元璋的大力提倡下:“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一新” ④。

完善律法,强化惩处。朱元璋对元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深恶痛绝,深知“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不禁贪墨,则民无遂其生” ⑤。他告诫群臣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蠢害民者,罪之不恕。......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⑥。洪武6年诏刑部尚书刘惟廉详定《大明律》,后多次修改,至洪武30年始颁示天下。《大明律》虽以《唐律》为蓝本,但就惩处贪官而言,较《唐律》为重。《大明律》共460条,比《唐律》少40条,处罚赃官污吏的条目却比《唐律》有所增加。《大明律》对官吏犯赃罪的处罚专设《受赃》一篇,计有《官员受财》等11条。《大明律》还专设了《课程》篇19条,其中对官吏的贪污、盗窃、受贿罪均从重论处。《大明律》把6种贪墨之赃作为仅次于十恶的重罪,置于律首,从重惩处。规定:官吏贪污60两银子以上的枭首示众;监守自盗财物者不分主从,赃一贯以下杖80,满40贯即处斩刑,枉法受贿80贯以上的处死刑。对担负监察职责的御史等官员,还要加重处罚。御史在职务所辖区求索借贷他人财务,如买卖交易多取价钱或财务以及收受馈送之类,各加罪二等;御史的家属如求索借贷他人财物,与御史同等看待,加罪二等。所有官吏犯赃罪的,不得赦免,而且,官要除名,吏要罢免,永不再用。

洪武18年,太祖亲自编纂的《大浩》,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严惩贪官污吏和失职行为。《大浩》与《大明律》以及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典相比,其用刑更为严酷。《大浩》总共罗列凌迟、枭首、夷族罪千余条,斩首弃市以下罪万余种。

 

结 语

 

贪污贿赂,吏治腐败,是私有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几乎历代王朝都曾惩贪倡廉,然而都难根治。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由于他始终把官吏廉洁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铁肃贪,雷厉风行,一抓到底,故明朝初期官场风气为之一新,百姓乐业,河清海晏,官司扰民事件十分罕见。就是那些被诛及流放贪吏,也大多赃数不过百十贯钞而已,没有什么“巨贪”,也少见“窝鼠”,倒是廉吏清官随处可见。清廉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朝仁宗宣德年间,吏治清朗达百余年;作为封建时代的帝王,能做到如此,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洪武一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最激烈、惩杀贪官最多的时期。朱元璋殚精竭虑地惩治贪官污吏,集中扫荡腐败之风,的确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纵观明太祖朱元璋的反腐方略,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以身作则;

二是严刑酷法;

三是鼓励清廉。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人在政举”,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和示范,以极其残酷的律法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严,可谓是空前未有,自然也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当然,明初的反腐不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而是以皇帝一人之法为最高准绳,因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究其残酷的刑罚,虽然可以极大的震慑那些贪官污吏,却有失人道,终非良策;由于制度的局限,也只能收效于一时,无法根治。连朱元璋也十分遗憾地感叹道:“朕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⑦

朱元璋严酷的反腐之举又一次证明了反腐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非一朝一夕所能毕其功于一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朱元璋的反腐,你就会发现,当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和学习的地方。

 

注释:

①②夏燮《明通鉴》

③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

④《明史.循吏传》

⑤⑥《明太祖实录》卷38

⑦《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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