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型博物馆文化遗产价值的多重解读 ——以泗州城遗址、第一山和明祖陵为例
作者: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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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遗址型博物馆建立在不同文化遗产类型之上,对于其价值的解读,有助于各自发展路径的探讨和选择。本文以规划中的考古大遗址——泗州城遗址、城市人文景观公园——第一山和已建成的历史文化景区——明祖陵为例,分别对其考古学、历史文化、艺术、旅游等方面价值进行多角度分析。对于遗址型博物馆的发展建设,不论是考古大遗址、城市人文景观公园,还是历史文化景区,均需要全面梳理历史文化、旅游开发等共性价值,同时着力塑造、重点挖掘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发展路径,实现遗址型博物馆文化遗产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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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蓬勃开展,以文物遗址为核心形成的遗址型博物馆成为博物馆发展的重要趋势。遗址型博物馆依托考古及文物遗存而设立,本身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与文物保护、城市规划、旅游开发等各领域形成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遗址型博物馆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在考古遗址基础上规划建设遗址型博物馆,要兼顾考古发掘、遗址保护和城市规划、旅游效益等;以人文景观为依托形成的城市公园化的遗址型博物馆,需要在实践中权衡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份量;已经以文化遗产实体为核心建成景区的遗址型博物馆,同样也存在如何探索于既有遗址本体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和整体旅游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这里,笔者就遗址型博物馆规划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即其文化遗产价值的解读,通过选取的几个例子作简要探讨。泗州城遗址属于正在规划中的遗址型博物馆,第一山是文化遗产为主体的开放型公园,明祖陵则为建设多年较为成熟的文化遗产景区。这三处文化遗产均位于淮安市盱眙县境内,分别代表遗址型博物馆的不同类型,对于其文化遗产价值的分析解读,有助于其遗址型博物馆发展路径的探讨和选择。

一、泗州城遗址的文化遗产价值

1.泗州城遗址的考古学价值

一方面,泗州城遗址是我国城市形态和结构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个因洪水湮没、完全废弃而整体格局尚存的大型城市遗址。泗州城的城市发展史延续千年,自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在今泗州城遗址设置临淮县开始,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泗州州治迁至临淮县城后,泗州城迎来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一直到清代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泗州城被洪水淹没而废弃,长达千年的时空维度下,在汴河、淮河交汇处,一座中等城市经过历代兴替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传承变迁的城市空间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城市历史景观。因此,通过对泗州城进行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和历史景观复原,我们可以为研究古代城市发展史,尤其是运河城市兴衰史提供重要范例。

另一方面,泗州城是江苏省内比较典型的城址型大遗址,其城市空间利用、水利设施建设等,在中国东部,尤其是黄淮及运河区域内的古代城市中均堪称典型。唐宋乃至明清,伴随着大运河的历史发展和路线变迁,各个历史时期在运河区域形成为数众多、兴废不定的大小城市,这些城市的兴起、营造、变迁和衰落,同大运河整体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从而形成一条全国乃至世界上重要的文化遗产走廊。在泗州城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探讨泗州城大遗址保护和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走廊的保护也会产生重要借鉴作用。

2.泗州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中国历史上,自南宋初年至清代晚期这七百余年的黄河夺淮史载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大运河文化遗产千余年的发展变迁史,尤其是唐宋大运河中枢汴河的兴废,对于运河流域众多历史城镇的盛衰进程,同样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泗州城位于隋唐宋元大运河(汴河)与淮河交汇口,为运河水运咽喉要道,扼控中原王朝经济命脉,泗州城因大运河兴建而长期兴盛,直到元代运河改道,明清洪水泛滥,泗州城才最终衰落。透过泗州城遗址这把钥匙,可以为我们研究黄淮历史环境变迁、洪泽湖区域社会演变和大运河区域历史文化提供重要研究依据。

从大运河区域文化遗产保护的宏观角度看,泗州城作为大运河区域文化发展变迁的代表性遗址,其蕴含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与大运河整体的文化遗产传承和发掘息息相关。国内文化遗产专家对于大运河区域文化遗产的界定,有着一定的共识。大运河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层次鲜明,主要可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外围层三个层次。核心层次是指与运河河道、漕运直接相关的运河本体,均为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尤其以水利工程遗产居多;中间层次是指与运河河道、漕运密切相关的历史建筑、城镇聚落、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民间文化等,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又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了运河与环境、社会的密切联系;外围层次则是指与运河河道、漕运尚具备一定关联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为广泛的运河区域社会环境影响下产生的文化事物与社会形态。

因此,无论是泗州城区域文化以考古遗址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存和围绕泗州城历史变迁有关联的文献讲述、民间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存,均是洪泽湖流域,乃至大运河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泗州城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价值

一方面,泗州城遗址具备成为国家大遗址公园这一旅游品牌的潜质。

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以考古遗址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遗产资源越来越具有独特的旅游开发价值。而这也是全面小康社会新形势下经济与发展层面的民生要求。要充分考虑遗址所在地民众的感受和心态。在保护的基础上,强化旅游的文化宣传功能和民生发展基础的经济功能,并利用其潜移默化“影响”公众的功能,积极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泗州城考古大遗址若能形成“遗址博物馆”的新建设理念,发挥面向公众保护和展示文化遗产资源价值的重要功能,不仅有助于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更有助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泗州城文化遗产对于盱眙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地处长三角经济带边缘的盱眙,着力于打造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旅游开发。而泗州城遗址则成为盱眙旅游资源开发规划的重点。泗州城又被人称为“东方庞贝”,“水漫泗州”是一段湮没许久后重新发掘出来的历史传奇。意大利古罗马名城庞贝因维苏威火山喷发埋没地下,19世纪以来发掘后直观展示了两千年前古罗马的文化世界,从而吸引全世界的瞩目。同庞贝古城的相类似,泗州城也是因自然灾害(洪水)的因素而被埋入地下,同样相对完整的保留了历史时期的城市面貌。作为这样一座“水下”中国古代城市,具有不同于庞贝城的独特的中国本土文化特色。以“东方庞贝”为品牌,依托紧邻长三角,地处南京一小时经济圈,拥有较为成熟的经济、市场、环境、资金、人才等区域旅游资源的支持,泗州城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价值不言而喻。

二、第一山的文化遗产价值

1.第一山题刻的书法艺术价值

盱眙第一山古称“南山”,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座在宋代便闻名遐迩的淮上名山,遗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第一山题刻是中国书法石刻艺术中的瑰宝。题刻中,有宋代的苏轼、米芾、蔡元长(蔡京)、刘焘、杨万里;元代的赵孟頫、余阙;明代的李东、吴伯朋、李先芳;清代的张鹏翮、陶澍、梁巘、麟庆等一批名家手迹。就书法艺术来说,苏轼的《行香子·与泗州守游南山作》词,丰腴跌宕,潇洒纵横,神韵飘逸,雄健奔放,乃是书法艺术中的至宝。米芾的“第一山”三大字以及和张大亨的题刻,还有《龟山寺晚钟》诗刻和山水画碑碣,跌宕多姿,尤其是“第一山”三大字,具有纵逸飞动、一夫当关之势。赵孟頫的《泗州普照禅寺灵锐塔碑》,刻于元延祐五年(1318)。是赵孟頫的晚年之作,它点画圆润清秀,笔意流畅自然,笔力遒劲,具有“颜筋柳骨,铁画银钩”之妙,此刻用石之大,是赵刻中不多见的。

第一山题刻保留着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几个朝代的诗文典籍,汇集了真、草、隶、篆、行多种字体的书法艺术,代表作品除苏黄米蔡四大家外,还有赵孟頫、杨万里、梁巘、何绍基等众多书法大家,具有极很的历史、艺术和学术研究价值。因此,第一山题刻具有丰富的书法艺术书法艺术价值,为研究历史、文学、书法提供可靠的历史资料。

2.第一山题刻的历史文化价值

自宋代以降,游历第一山者,不计其数,仅仅有题刻可睹,有姓名可考者,便不下数百人。遍览第一山众多题刻,其中不乏出自昔时名家文臣的手笔,文化名家如苏轼、米芾、杨万里、赵孟頫等,政治名臣如王邦瑞、张鹏翮、汪云任、陶澍等。这些名家题刻为研究这些历史人物提供很多第一手的资料。

第一山现存题刻中,有不少题刻均涉及重要的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和盱眙、泗州史事。如:《仪制令》碑刻为关于宋代《仪制令》研究仅有的重要实物资料;苏轼《行香子》词题刻的发现为古泗州宋代文化与交通研究提供重要线索;李敏《监造青平山军仓碑记》为研究南宋淮南军事的重要记载;第一山下文庙基址出土的赵孟頫《大元敕建泗州普照禅寺灵瑞塔碑》为研究僧伽、泗州和大圣寺灵瑞塔的珍贵实物;哈晋丰《重修敬一书院记》、鲁昱《敬一书院记》碑刻为研究盱眙文脉和清代书院的珍贵文献。

因此,第一山题刻具备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其对历史人物研究、历史制度和文化史,以及盱眙、泗州历史文化,均有重要的意义。

3.第一山的旅游价值

盱眙区域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多处旅游景观具备发展潜力和集聚效应。除去颇具发展潜力的泗州城遗址,以及初具品牌效应的明祖陵,盱眙县境南部还有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和铁山寺两处风格迥异的旅游景区。第一山文化遗产位于县城腹地,处于盱眙诸多旅游景观的核心地带,有着多样性的旅游文化价值。

第一山的核心资源和人文旅游的品牌依托正是第一山题刻这座石刻艺术宝库。除此之外,盱眙文脉钟会于此,在第一山上留下大成殿、明伦堂、魁星亭等以儒学文教为核心的景观,第一山的自然景致同样具有很强的人文气息,玻璃清泉自古为文人流觞吟咏之地,杏花园、会景亭遗址、瑞岩石刻等均重现着都梁十景的文化遗韵,长淮风光带和第一山景观的自然融合,令人拍案叫绝。此外,《西游记》用文学的笔调描述“说甚泰嵩衡华秀,此间仙景若蓬瀛”的盱眙山(第一山),这也成为第一山依托文学名著提升旅游文化品牌的一处亮点。

因此,第一山是一处景观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公园,兼具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双重特质,依托碑刻艺术、文脉景观和文学资源,具备提升人文旅游整体层次、创造区域文化景观旅游新亮点的发展机遇。

三、明祖陵的文化遗产价值

1.明祖陵的历史文化价值

明祖陵兴盛有明一代,湮没于洪泽湖底三百余载,具有独特的文化遗产魅力。作为明代初年便开始营建的帝王级别的陵墓,明祖陵饱含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家国考量。明祖陵的陵园建筑群无上、下宫,但有明显的中轴线,建土城、砖城、皇城三重,城墙四面辟门,但无方城明楼建筑。这些既沿袭唐宋规制,又有遵循孝陵规制的内容。明祖陵神道石刻的规制也介于唐宋帝后陵,明皇陵、明孝陵与十三陵之间,博采历代石刻艺术精华,又揉进明初新的技艺,开创明清帝王陵寝石刻的先河。明祖陵因其在古代陵寝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地位,以及在明代典章制度中的独特地位,成为明史研究,尤其是明初历史、民俗、石刻、服饰、陵寝制度、舆地、建筑等方面研究的珍贵资料。

2.明祖陵神道石刻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明祖陵神道石刻群是明代仪卫制度、服饰制度、山陵制度的肇始,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家们精湛技艺的硕果,在明代石刻中首屈一指。明祖陵神道石刻的组合、排列形式,既有对唐宋的继承,亦含有许多创新的成分,其中不乏民俗传统的借鉴,也杂有元代宗教和迷信的成分。神道石刻在配置顺序上,明显是对唐宋诸陵石刻的继承和发展,在数量上,恪守子孙不能欺祖的规制,,因此祖陵比明皇陵少了10对,而孝陵陵、十三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石刻相生的体量上都没有赶超祖陵。陵神道石刻是明代帝陵石刻制作和设置时间最晚的一组石刻群,因而它比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在雕刻技法等方面更具有明代特色。

综上所述,明祖陵石刻是在沿袭、继承的基础上,博采了历代石刻艺术的精华,经改造、创新,创造了明代石刻艺术新技艺,使其在规制严谨、技法娴熟、造型优美、纹饰华贵等方面独树一帜,成为明代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创造我国明清时期石刻艺术的新成就,为上继唐、宋,下开明、清的石刻艺术典范。明祖陵神道石刻为我们研究明代礼仪制度、石刻工艺、明代服饰与绘画史都提供极为难得的文物史料。

3.明祖陵的旅游价值

明祖陵现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具有很高的旅游文化价值。环洪泽湖地域,旅游资源丰富,明祖陵居于洪泽湖西南,与徐州-宿迁-淮安-扬州一线大运河文化旅游集聚地带毗邻,其所属的盱眙地域存在明祖陵、第一山、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铁山寺等多处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重要景点,景点层次较高,同时具备自然、人文、红色等多样性。明祖陵的旅游宣传亮点,一是明代龙脉风水吉壤,二是世界唯一水下皇陵、三是堪称瑰宝的神道石刻,旅游宣传和建设具备良好的模式和进一步提升的基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明祖陵景点就有着比较高的国内知名度,是环洪泽湖地区重要的人文旅游品牌。“水下皇陵”明祖陵和“东方庞贝”泗州城双璧辉映,相辅相成,具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级别的旅游景观组团的潜力,对于盱眙、淮安乃至大运河区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多重价值与路径选择

遗址型博物馆的核心资源是文化遗存本身,对于其文化遗产价值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解读,是遗址型博物馆本体塑造、功能提升和价值体现的重要依据。不同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同的文化个性,因此,对于这些文化遗产需要多角度、不同层次地进行解读。前面,我们以泗州城遗址、第一山和明祖陵为具体类型代表进行的文化遗产价值解读,就是很好的例子。

泗州城遗址的文化遗产价值集中体现在其考古学价值、历史文化和旅游开发,第一山则集中于书法艺术、历史文化和旅游,明祖陵则集中在历史文化、石刻艺术和旅游等方面。从文化遗产价值的共性看,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是共同的两处着力点,从文化遗产价值的个性看,不论是考古大遗址、城市人文景观公园,还是历史文化景区,均需要着力塑造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发展路径,实现遗址型博物馆文化遗产价值体现的最大化。

其一,历史文化、旅游开发等共性价值需要全面梳理。泗州城作为重要古代城址,其考古大遗址价值毋庸置言,更重要的是“泗州”作为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城市和重要的地域文化符号,堪称一座有待于挖掘的历史文化“富矿”。组成第一山文化遗产本体的一碑一石背后,人物典章、历史叙事、诗文雅韵等从历史深处汩汩而出。明祖陵则是明清帝王陵寝的重要代表,是江淮地区明文化发祥区域的重要历史见证,在环境变迁中历经沧桑。可以说,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建立在对于遗产本体的历史研究、文化挖掘是基础性的工作。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全面、系统解读的基础上进行有层次、有内涵的旅游资源开发,才是有的放矢,有源活水。

其二,文化遗产价值按不同类型、各自主体的个性特征需要有侧重、有深度地重点挖掘。泗州城、第一山和明祖陵是遗址型博物馆不同类型集中在盱眙一地的突出代表,其文化遗产本体的价值解读鲜明地影响着其各自的发展方向。

泗州城遗址作为长期考古发掘的考古学大遗址,其考古学价值成为影响其保护管理和旅游开发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泗州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暂时告一段落,遗址保护和管理正逐步进入正轨,其历史文化、旅游开发等方面价值还暂时停留在研究探讨阶段,其发展潜力远未得到释放。第一山这样的城市人文景观公园,依托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其人文景观更多地成为文化旅游的附属品,而其自身像“书法艺术宝库”这样的独特性价值却并没有在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众多纳入城市公园范畴的遗址型博物馆在城市化、商业化经营以后均出现这样的情况,文化遗产本体丧失个性、缺乏亮点,究其根源,重要一点正是对其自身独特的文化遗产价值定位不准、挖掘不够。像明祖陵这样以文化遗产实体为核心建成景区的遗址型博物馆,更需要在既有遗址本体保护上下功夫,围绕祖陵神道石刻的价值挖掘做文章,充分认识到整个明祖陵文化遗产的精髓就在于现存神道石刻的历史性和艺术性,围绕这一核心进行文保规划和旅游开发,才能形成遗址型博物馆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当然,全国众多的遗址型博物馆类型各异,发展现状有很大差异,其文化遗产价值也丰富多彩。笔者仅以盱眙一地三座不同类型的遗址型博物馆为例,结合其发展路径,对其文化遗产价值进行分析解读,对其价值的多元性进行探讨,以有助于遗址型博物馆发展路径的探讨和选择。本文以一管窥全豹,多有疏漏,唯抛砖引玉,以求方家之高见耳。

作者简介:罗志(1987-),男,安徽滁州人,现工作于江苏省淮安市市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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