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地域文化归属研究
作者: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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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地处苏北腹地,淮河与运河在此交汇,历史上曾是中国东部的重要城市,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区域文化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对于淮安的地域文化归属,在中国文化的大分区中被归属为江淮文化区,而在江苏省内的地域文化归属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

据周欣《江苏区域文化划分研究综述》:“在如何划分江苏省境内各文化区域和如何命名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少分歧意见”,“对江苏省境内的文化区域,目前大致有四种分法”,周欣并将其归纳为:五分法、四分法、二分法、三分法。在这些江苏省内的地域文化划分种类中,最有影响的有两种。一是2001年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江苏省2001~2010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江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此即“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四分法,以下简称“四分法”。二是2008年汪小洋、周欣主编的高等教育通用教材《江苏地域文化导论》,该书第一章总论中提出“关于这些次文化区域的划分,学术界有几种观点,其中南京师范大学王长俊教授主编的《江苏文化史论》和陈书禄教授主编的《江苏文化概观》提出江苏文化区域由吴文化、金陵文化、维扬文化、徐淮文化和苏东海洋文化等组成,本书同意这样的观点”,“徐淮文化:也称‘楚汉文化’,以项羽西楚王国和西汉王朝巍巍雄风为地域文化的标志,主要指今徐州、淮阴、宿迁三市为中心的文化圈”。此即吴文化、金陵文化、维扬文化、徐淮文化(楚汉文化)、苏东海洋文化五分法,以下简称“五分法”。

上述两种分类方法中,第二种划分法即“五分法”因作为高等教育通用教材使用,在这几年影响越来越大,并得到省内一些党政机关的认同,影响力已超过了第一种划分法即“四分法”。

笔者认为,“四分法”更符合江苏省地域文化的实际,淮安地域文化属于其中的淮扬文化。

地域文化的划分标准,国际上多以语言和宗教为主导指标。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肯达尔(H.M.Kendall)在《地理学导言》中明确地论及文化区及其划分的问题,他认为,文化区是一组相类似的、内部有相互联系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这些文化通常具有许多共同因素,特别是语言和宗教两大因素。我国汉族地区的宗教观念及影响相对薄弱,因此语言,对于我国汉族地区来说就是方言,就是划分地域文化的最重要的主导指标。先秦时的儒家经典《礼记·王制》中就有“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记载。周振鹤教授认为:“最能表现文化特征的首先是语言,语言(方言)的认同有时几乎就是文化的认同”,“文化和语言可以说是共生的,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语言和文化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葛剑雄教授也有类似的说法:“我想第一个地域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方言”。方言也被作为区分民系的标准。维基百科:“江淮民系:江淮人,即江淮民系,或为下江民系、淮扬民系,一般指称说江淮官话的汉族民系”。百度百科:“下江民系,即江淮民系,或为淮扬民系,一般指称说下江话的汉族民系”。

江苏省内的江淮方言主要分布在长江、淮河之间的区域,以淮扬运河为中心,向南北东西延伸。分为四个小片:南京小片、淮扬小片、通泰小片、海泗小片。淮安方言隶属江淮方言的典型代表淮扬小片。   

南京小片分布于南京市除溧水(南部)、高淳两区外的区域,以及邻近南京的句容、仪征西等地。明代及清代前期,南京官话是中国的官方标准语,本片方言也最为易懂。   

淮扬小片北起淮河附近的淮安、盐城,沿运河南下,达扬州、镇江(市区)。本区方言的相似性较高,各地基本可以用方言交流。本片为江淮方言的核心分布区,其中扬州方言为本小片的代表方言。   

通泰小片西起泰州,东达南通。本片偏居江淮方言东南部,在古代是交通闭塞之地,对外交往有限,保留了较多古代方言的特点,在江淮方言中最接近吴语,也最为复杂难懂。   

海泗小片东北起连云港,向西南绵延至东海、灌云、灌南、沭阳、泗阳、泗洪,到达盱眙的淮河北岸,与古代海州、泗州这两个行政区的范围大体吻合。本区位于淮河以北,很多发音异化于一般的江淮方言,严格说来,是江淮方言向北方方言的过渡区。  

江苏省内江淮方言分区图(来源:“江淮汉韵”淮语论坛)

我国汉族地区的宗教观念及影响薄弱,而且在不同的汉族地域文化区,宗教观念的差别很小,当代社会更是如此。在此先从历史上淮扬地区的神祇崇拜方面作个探讨。

淮扬地区的神祇崇拜,最早有记载人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淮水》: “(江都)县有江水祠,俗谓之伍相庙也。子胥但配食耳,岁三祭,与五岳同。”淮安亦有伍子胥庙,《隋书·高劢传》:高劢“后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乎?’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赖之。”唐卢恕《楚州新修吴太宰伍相神庙记》称楚州伍子胥庙“置在吴时”,“国朝龙朔(661-663)中,为狂人郭行真所焚,乾封初(约666)准敕重建”,后又于大中十二年(858)重修告竣,乃作记记之。

北宋时淮扬地区有窄家神庙:“扬楚间有窄家神庙,民有疾不饵药,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撤其庙,选名方,刻石州门,自是民风稍变。”由“刻石州门”,可知这里的“扬楚间”应作扬楚一带解。

查《嘉庆扬州府志》、《光绪淮安府志》,都天庙、天妃宫、金龙四大王庙、刘猛将军庙、禹王庙、碧霞元君祠、胡安定祠等祠宇,淮安、扬州两府均有建造而他处少有。

据现在可以查到的一些宗教传播资料,在一些宗教的传播上,淮安、扬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扬州天主教史》:“明代末叶,天主教耶稣会在苏北地区先传至淮安,后传入扬州。……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省会长毕嘉(Joannes Dominicus JGabiani)于顺治十六年(1659)来中国后,便长期在扬州、淮安等地传教。……咸丰年间‘江南教区代牧主教鄂尔毕(Gonnet Joseph)派张星伯神甫到扬州 、淮安等地了解情况和安抚教徒。’……光绪八年至十四年(1883~1888),扬州总铎区辖苏北运河沿线的扬州、高邮、淮安;光绪十四至二十年(1888~1894),淮安划出,自立一个总铎区,扬州总铎区仅存扬州一府。光绪二十年8月,又与淮安重新并为1个总铎区,历时5年。……民国38年7月18日,扬州正式成立宗座监牧区,辖淮阴、淮安、宝应、高邮、仪征、仙女庙。…… 1949~1951年,扬州天主教内计有美籍、法籍等外籍主教、神甫10人(包括高邮、淮安、泰州等地的外籍神甫在内),辅理修士1人。”《淮安民族宗教志》:“淮安一贯道属扬州支会——淮安分会,后改名‘慈善社’、‘白会’、‘孝子会’、‘密贯道’、‘福荫堂’、‘园园坛’、‘至善法坛’、‘文善佛堂(坛)’、‘金蜀佛堂’。民国34年(1945),扬州人张瑞堂等人来淮安传道,不久扩展到清江浦,一二年间清江、淮城发展道徒1100多人。”

可见,从地域文化划分的主导指标语言和宗教来看,淮安、扬州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

国内在划分地域文化区常会加上风俗等因素。谭其骧教授指出:“划分文化区时应参考的因素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由于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细分指标多种多样,划分地域文化区时加入风俗类指标,并不能否定语言和宗教的主导地位,按照常理,方言相同的地区之间必然沟通联系紧密,其风俗也就必然大同小异。风俗在方言区划分不明确、处于文化区交界处等情况下,可作为评判地域文化的重要参考指标,也可以作为大的地域文化区下划分小的地域文化分区的指标。

查考淮安、扬州两地的方志,风俗上也是相当一致。如,轻农重商:扬州的记载是“江都当江淮之冲要,俗喜商贾,不事农业,四方客旅杂寓其间,人物富庶”;淮安的记载是“细民弃本务末,豪右亦颇崇华黜素”,“淮之细民,惟市井是食,语及田夫,则退让不屑”。奢靡之风源于商贾,士绅耻与其列:扬州是“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荐绅大夫恂恂爱礼而恬于势利”;淮安是“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惟士人尚能遵俭朴,持节概,耻与豪盛相往还”。婚礼奢华,闹房陋俗:扬州“郡城惟以华靡相竞,财帛相高”,“合卺之夕,亲族骈集聚观,欢呼不禁,谓之餪房,又曰餪郎,亦陋俗也”;淮安“缘五方杂处,豪商巨贾互相矜炫,靡然从风。更有闹房喧谑,恶俗不堪。”

清乾隆时歙县人江爱山称:“女人服饰,则(徽州)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淮扬地区的女人服饰被归为一类,而歙县与之相似,评价为“较侈”。清道咸时山阳人黄钧宰记:“淮扬灯节最盛,鱼龙、狮象、禽鸟、螺蛤而外,凡农家渔樵、百工技艺,各以新意,象形为之,颇称精巧。”再如:“淮俗祝寿、吊丧最为劳攘。生辰虽非大庆,犹且仆仆往来;至丧事则讣者贸然而投,吊者亦率然而应,甚无谓也。又其大不可者,朋友相见不以讲学论文为先,而从事于围棋、叶子等戏。”民国高拜石记述清末淮安风俗:“淮扬两属,本是盐商群集之地,豪华富庶,甲于江南,养尊处优,成为习气,一般有闲阶级,更是最会享福,早晨上茶馆,晚间上澡堂,故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谚。……他(指淮安人杨士燮)照当地习惯,每晨上茶馆用早点,僮仆随行,所有酒壶、茶壶、烟袋等应用的物事,无不携带,在茶馆里一杯清茗,几件点心,高谈阔论起来,自也有相识的随声附和,饭后午睡片刻,吃酒看牌,下棋吟诗,各投所好,也算享尽人间清福。”这些传统风俗淮、扬均很相似。

淮、扬两地的地方戏曲淮剧和扬剧是姊妹剧,两个剧种方言相似、源流相通、血统相近。它们的表演风格与演唱特点,也很接近,很多曲调都是两个剧种所共有的,难分彼此。“事实上,淮、扬两个剧种的演员,过去曾经长期同台演出,……只是到了建国以后,两个剧种才开始截然分开,壁垒分明。”普通淮扬百姓很难分清哪个是淮剧,哪个是扬剧。扬州所属的宝应县,地方剧种是淮剧;扬州东邻的泰州,淮剧的影响力超过扬剧;解放初扬州有淮剧团;上海的淮剧听众中很大比例是扬州裔。

饮食文化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特征,与该地域的自然地理以及风俗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提出:“幸好,方言与饮食两者,对于人们的文化认同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方言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方言的异同能最直接地造成人们心理的隔阂或亲近;饮食的差异给予人的感官的体验也是直接与强烈的,人们常说的‘水土不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迥异的饮食习惯带给人的不适与困惑。因此,以方言与饮食作为基础进行文化分区,其结果的精确度虽然有限,但合理性应无问题。”

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院长华国梁认为:“近代江苏大体可分为四个饮食文化圈:苏锡常饮食文化圈、徐海饮食文化圈、宁镇扬淮饮食文化圈与通盐饮食文化圈。”江苏省烹饪协会秘书长彭东生则称“江苏菜应该包含淮扬菜、金陵菜、苏帮菜、徐海菜和无锡菜五大部分”。这与江苏省内的方言区划分基本一致。

胡阿祥教授通过分析江苏省内的方言与饮食,将江苏省内的文化区进行了如下划分:

1、徐海文化区,包含两个亚区:徐宿亚区(典型)、赣榆亚区(非典型)。

2、淮海文化区,包含三个亚区:淮扬亚区(典型)、通泰亚区(非典型)、连云港亚区(非典型)。

3、吴文化区,包含两个亚区:苏锡亚区(典型)、常州亚区(非典型)

4、金陵文化区,即南京—金陵典型文化区,下不分区。

可以看出,胡阿祥教授的这个江苏省内文化区分区与2001年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江苏省2001~2010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中的“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四分法完全一致。只是胡阿祥教授将楚汉文化区称为徐海文化区,其中徐即徐州,海即海州今连云港;淮扬文化区称为淮海文化区,乃取《禹贡》“淮海维扬州”中“淮海”的本意。       

地域文化形成的基础是该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还会受到周边强势地域文化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基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民间对此的朴素认识。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德国人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倡导地理环境决定论,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起决定性作用。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会导致物产的差别、农作渔猎方式的差别、交通出行方式等的差别,产生的不同的风俗习惯,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一致的一片地区,内部再有便利的交通,密切的交往,方言、风俗必然趋同,自然会形成一致的地域文化。

淮安、扬州同在江淮地区,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一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自邗城(今扬州)至末口(今淮安)开通邗沟后,运河及其他密布的大小自然河道交织成便利的水路交通系统,2500年间一直紧密联系着淮扬地区的经济文化。从自然地理环境这个地域文化形成的基础来说,淮扬地区天然会形成一致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还会受到周边强势地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两个文化区的交界处最为明显。此外,战争、移民等人口流动带来的影响,以及行政区划的影响,也可以视为周边强势地域文化影响的两种特殊形式。

周振鹤教授指出:“政区的存在,能够使得政区内部的语言、风俗等文化因素趋于一体化。”历史上淮扬多属同一行政区。先同属吴;越灭吴,地同属越;楚灭越,地归楚。秦统一天下,同属九江郡。楚汉之际同属由九江郡东部分置的东阳郡。西汉时先后同属荆国、吴国、江都国。汉武帝时“置刺史部十三州”,扬州所属的广陵郡和淮安所属的临淮郡同属于徐州刺史部。东汉时射阳县改属广陵郡。三国、西晋时,广陵郡曾先后置于射阳县、淮阴县。东晋、南北朝时,山阳郡、广陵郡同属南兖州。隋时山阳县属江都郡。唐时楚州、扬州同属淮南道。五代时同属杨吴、南唐、后周。宋时同属淮南东路。元时淮安路、扬州路先后同属江淮行省、河南江北行省,且同属淮东道宣慰使司(只辖扬州、淮安)。明时淮安府、扬州府同属南直隶,同属驻淮安的漕运巡抚管辖。清时同属江南省、江苏省,且同属于淮扬道。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至清康熙二年(1663)间设立的扬州府西河船政同知,一直驻于淮安府山阳县清江浦(今淮安市清浦区),一府同知驻于另一府境内,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废府存道,淮安、扬州同属驻清江浦的淮扬道管辖。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移民事件,如晋代的永嘉南渡、唐代的安史之乱以及宋元之际北人南下,都以江淮地区为重要通道,对淮、扬的影响是一致的。南宋李曾伯“有如扬楚之近郊,自纳淄青之旧俗”之句,正是南宋时山东移民对淮扬地区文化影响的有力证据。明初的洪武赶散,对淮扬地区的影响也相当大,至今淮扬地区的很多族谱均称本族来自苏州。明清时淮扬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徽州移民的作用也很重要。他们或侨寓,或占籍,遍布淮扬城乡,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他们人数众多,挥金如土,建造豪宅、园亭、祠宇,资助城市公共建设,兴办文化事业,结纳文士,赈贫济弱,对淮扬地区的建筑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科举文化、休闲文化等各方面的风俗文化变迁影响深远。这些在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所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中有详细论述。

淮安位于淮河这一中国南北地理文化分界线上,一直不是地域文化的中心。清末时的两江总督周馥称:“盖淮之形势为门户藩篱,非堂奥枢纽之地也。”淮安处在南北两个文化区的交界处,加以元代以后的淮安路、淮安府横跨淮河,故而淮安地区的文化以古淮河为界表现出分野性差异,同时又有着过渡性特征。

唐、宋时,楚州辖境不过淮河。元代出于统治需要,混一南北,淮安路兼有大片淮北地域,唐宋时长期隶属楚州的宝应县则被划入扬州。明清时淮安府的辖境亦跨淮南北。这一时期,山阳县为府治所在,亦是经济文化中心,山阳县所属的淮扬文化作为强势地域文化,对淮北诸县区的文化影响深远。今淮安市主城区原名清江浦,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山阳县清江浦镇划入清河县,成为清河县新县城。民国初改清河县为淮阴县,同时废府存道,裁撤淮安府,淮阴县城清江浦成为淮扬道治所。其后又成为淮阴行政督察区,一直到现在的淮安市的治所。清江浦位于淮南,但乾隆后其所属的清河县大部分地区在淮北,加以解放后的淮阴地区、淮阴市辖县多在淮北,新兴城区清河区有大量的淮北地区移民,故今淮安市所辖四区在文化上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社科院吴康博士通过选取文化因子指标,得出如下文化指数值表:

淮安内部县区文化指数值

县区

清浦

楚州

淮阴

涟水

金湖

文化指数

59.5

65

47

50

66.5

淮安附近城市文化指数值

城市

淮安

徐州

连云港

宿迁

盐城

扬州

镇江

南京

文化指数

59.5

21.5

28

24.5

66

70

71.5

69

可以看出,淮安内部各县区中,越往南文化指数值越高,即越接近于扬州;淮北的淮阴区、涟水县与淮南的清浦区、楚州区、金湖县的文化指数值相差较大。这正是淮安地区文化以古淮河为界表现出分野性差异,同时又有着过渡性特征的表现。

吴康博士将清浦区作为淮安的代表点,而排除了同属淮安市主城区的清河区,认为:“清河作为新兴城区,一来受当代文明冲击较多,传统文化保留有限,二来清河的居民很大一部分系淮北移民,并不能反映原著文化面貌,故选择了能代表老清江的清浦区作为淮安主城区代表点。”清浦区作为清江浦老城所在地,以其为淮安文化的代表点,应是无所争议的共识,成书于1995年的《淮阴市志》第五十一卷“方言”即以清浦区方言为准。

吴康博士将得出的文化指数值进行聚类比较分析:“通过聚类,我们可以大致把这17个地点的文化属性分为两类:南方的清(江)淮宝盐阜宁镇扬8个地点是‘文化近亲’……北方的徐州、宿迁、连云港、沭阳、灌南、泗阳为一类……总体说来淮安文化更接近于扬州、镇江、南京所在的文化区,而疏远于徐州、宿迁、连云港、沭阳、泗阳所在的文化区,所谓淮安的文化过渡性也是在最北部的涟水和淮阴境内的完成的。……在近靠淮河北岸的响水-滨海-涟水-淮阴-泗阳是这两个文化区的缓冲地带,今日淮安市域的北部为两区的文化锋面,但主体属淮扬文化区。” 这与本文之前论述的淮安与扬州应划为一个文化区的结论一致。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根据文化指数值聚类比较的结果,在通行方言分区中划入江淮方言的海泗小片,其文化属性更接近于徐州、赣榆所属的北方文化区。海泗小片是江淮方言向北方方言的过渡区,其方言声调、语调及很多词汇异化于一般的江淮方言。地理上,海泗小片位于淮北。历史上,海泗小片的风俗也与江淮不同,《宋史·地理志》记淮南东、西路的风俗:“人性轻扬,善商贾,廛里饶富,多高赀之家”,同时特别指出淮南东、西路所辖的淮北地区的风俗与京东两路相似:“符离、谯、亳、临淮、朐山,皆便水运,而隶淮服,其俗与京东、西略同”, 临淮、朐山就是今海泗小片地域。物产上,解放后旱改水之前,海泗地区不产稻米。戏曲上,海泗地区的剧种是淮海戏,与流行于安徽的泗州戏、徐州和鲁南地区的柳琴戏相近,同属拉魂腔。这个“徐州、宿迁、连云港、沭阳、泗阳所在的文化区”与今天的徐州、宿迁、连云港三市辖境正好吻合,亦即民国时的徐海道所辖地域,可称之为徐海文化区。抗战胜利前后,为便于行宪及地方自治,国民党政府组织国内地理学界专家设计缩小省区方案。当时设计的方案中,江苏省被分为江苏、淮扬、徐海3省及南京、上海2直辖市,由于内战及国民党政府的败北未能实施。其中淮扬、徐海两省的分界与前述淮扬、徐海两文化区的分界基本一致。

淮扬文化的源头是江淮文化,即长江与淮河之间地域的文化。长江与淮河同列“四渎”,都是我国重要的自然人文地理分界线。春秋时就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说。《禹贡》划分九州,“淮海惟扬州”,“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淮河为界,南为扬州,北为徐州。

西汉时扬雄的《方言》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方言》全书11900余字,其中记载江淮地区方言,如“江淮之间曰”、“江淮之间谓”、“江淮间谓”就有33处。可见,江淮地区自古就有与他处相区别的方言文化。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淮水》:“《吕氏春秋》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其中出现了“江淮之俗”一词,这是笔者所见关于江淮风俗一词的最早记载。

淮扬文化即江淮东部(以下简称淮东)地区的文化,淮扬文化区与江淮西部(以下简称淮西)地区的淮西文化区同属于江淮文化区,江淮文化是淮扬文化的基础,淮西文化也是与淮扬文化最接近的文化。淮东地区后来分出淮扬文化,笔者分析,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

一是自然地理的因素。宋薛居正《五代史》:“大抵淮东之地,沮泽多而丘陵少,淮西山泽相半。”淮东地区与淮西地区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淮东位于长江、淮河下游,濒临大海,河道湖泊众多,水网密布,是典型的水乡平原区;淮西则丘陵山岗明显增多,河湖水网渐少,山区、平原各占一半。自然环境的不同,又导致物产上的差别,以及居民生活方式如农作渔猎方式、出行方式等的差别。

二是行政区划的因素。历史上淮东地区、淮西地区常分属不同行政区。春秋及战国前期,淮东地区先后属吴国、越国,淮西地区则属楚国,成语“卑梁微衅”的故事就发生在春秋时的吴楚边界的淮东淮西交界处。两汉直至东晋,淮东地区属徐州刺史部,淮西地区则属扬州刺史部。隋时淮东地区全属江都郡,淮西地区则分属淮南郡、庐江郡、钟离郡、同安郡。宋时淮东、淮西分属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元时扬州设有专辖淮东地区的淮东道宣慰司。清代以后淮东地区属江苏省,淮西地区属安徽省。

三是运河的因素。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自邗城(今扬州)至末口(今淮安)开通邗沟以后,淮东地区就有运河紧密联系。南北向的运河将淮东地区原有的密集分布的大小河道沟通起来,交织成通达淮东各处的水路交通系统。隋代以后,大运河成为沟通中国南北的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全国各地的物资在淮扬地区流通,如粮、盐、布、木。淮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紧密,形成了与淮西地区相区别的漕运文化、河工文化、榷关文化。

四是盐务的因素。淮东地区濒临大海,沿海地区有著名的两淮盐场。小农经济时代,盐是最重要的商品,所谓“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盐是专卖品,盐税是中国古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两淮盐行销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税收占全国盐税之半。两淮盐运使驻扬州,淮安分司驻淮安,另有仪征批验盐引所批验淮南盐,淮安批验盐引所批验淮北盐。扬州、淮安分别是淮南、淮北盐商的聚居地。明清时的盐商多为徽、晋商人。此外,淮西地区的凤阳、庐州、安庆等府销售“纲盐”,淮东地区扬州、淮安等府销售“食盐”,“食盐”较之“纲盐”,税收要低很多,价格也因而便宜很多。

运河及盐务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又使淮扬地区形成了与淮西地区相区别的城市文化。漕运、河工、盐务,并称“东南三大政”,均以淮扬地区为中心,加以运河带来的交通中心地位,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来到淮扬地区。“第水陆之冲,四方辐辏,百工居肆,倍于土著。”“两淮当南北之中,幅员数千里,水陆都会,舟车辐辏,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户寄居者不下数十万。”“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这些以徽州移民为代表的外来移民,在明清时淮扬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光绪淮安府志》记清末淮安城市衰落后的情况称:“今淮人为农者十有六七,趋市者仅十之三四,与昔日风俗颇殊。”那么在明清鼎盛时,淮安的城市人口比例至少在一半以上。明清时的淮安、扬州都是全国重要城市,常被同时列举:“苏、杭、淮、扬,商贾辐辏,无籍游民皆藉此糊口,若一经严禁,则游手好闲之徒无所托业。”“该贡使等赴浙下船,经过淮安、扬州、苏州等处,皆系商贾云集、人烟辐辏之区。江淮风俗最好游观,闻知西洋人过境,自必相率出看,此虽不能概行禁止,然私与贡使等买卖物件,则断断不可。”“淮、扬、苏州为著名繁富之区,从前司榷税者皆有盈无绌。若谓米船客货近年皆裹足不前,揆之情理,必无此事。”  

明清时淮安名人辈出,分析一下这些淮安名人,会发现两个特点:一是这些名人几乎全部出于城市,二是这些名人中很大一部分祖籍外地。试举近代出生于淮安的一些名人为例:开国总理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金石学家罗振玉原籍浙江上虞,京剧大师周信芳原籍浙江慈溪,摄影家郎静山原籍浙江兰溪,银行家谈荔孙原籍江苏无锡,民主斗士李公朴原籍江苏常州。这些名人的原籍均不在淮安,且全部出生于淮安城或清江城内。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明清时淮安城市发达,吸引了大批外地人迁居于此,上面列举的这些名人的先辈均在清代迁居淮安。扬州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比如据各种著述记载,名列扬州八怪的书画家有15人,他们虽均活跃于扬州城市,但完全扬州本地的只有高翔1人,其余14人中,有徽州籍3人,浙江、福建籍各2人,江西、山东籍各1人,江苏省内的江宁、淮安、通州籍各1人,扬州属县兴化籍2人。这种现象促进了淮扬地区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与淮西地区的文化环境有着明显区别。

明清时淮东、淮西地区在文化发展水平也出现差距。明代为防止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长期垄断进士名额,设立了会试时分地区取进士的南北卷制度。据《明会典》,淮扬地区的淮安、扬州两府试南卷,而淮西地区的庐州、凤阳、安庆三府及滁、和两州则试中卷。明万历四十二年之后,南直隶学政分设二员,淮扬地区属下江的苏松学政(或称淮扬学政),淮西地区则属上江的应安学政。

淮安唐宋时名楚州,唐时开始出现“扬楚”一词。唐赵元一《奉天录》有“扬楚之人,故多怯懦;淮宁凶勇,难与争锋”语。宋时江淮地区分为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扬楚”一词大量出现。北宋苏轼:“尔由郎官,以才任御史,习于扬楚之俗”,“某意在沿流,扬楚不可得,潭洪亦所乐也。”苏辙:“眷扬楚之重地,据吴越之通途。”《宋史·王化基传》:“江淮诸郡,扬楚最居要冲,务穰事众,地广民繁”。元末武进人谢应芳:“扬楚两州城近接,吴淞一带水长流”。这显示出包含淮安、扬州两地的淮扬文化区已见雏形。

元代扬州为扬州路,淮安为淮安路,先后同属江淮行省、河南江北行省,且同属淮东道宣慰司。此时已有“淮扬”之名称。刘诜“若徐滕、淮扬、江浙、广海及色目公卿之子弟,为员积百二十有奇”。张昱“海波不隔淮扬路,遥指蓬莱忆使君”。熊鉌“碣石来冀右,海岱青徐连。东南并淮扬,亦自江海沿。”

 明时驻淮安府的凤阳巡抚亦称淮扬巡抚,另有淮扬巡按、淮扬海防参政等职。万历、雍正《扬州府志》“职官”中均列有驻淮安的“巡抚都御史”。淮扬的称谓大量出现。《明神宗实录》:“淮扬江浙之间地多沮洳萑苇,尽数以为田,召江南无田之民测泥涂之浅深,如制挑浚。”方以智《物理小识》:“用风帆六幅车水灌田者,淮扬海堧皆为之。”明《画史会要》记山阳人姚宗“淮扬人,善写照画”。李时珍:“今淮扬人二月二日犹采野茵陈苗和粉作茵陈饼食之”。

清初设淮扬总督,后漕运总督一直有“总督淮扬等处地方”之衔,另设有淮扬道、淮扬镇总兵等职。清时淮扬的称谓非常普遍。康熙帝:“念淮扬居民,特留漕粮二十万以济之”。雍正帝:“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乾隆帝:“淮扬底定早垂勋,节钺新开紫气分”。高斌:“臣万不敢沽名避怨,但淮扬风俗腥膻,人言啧啧,无端之诽谤讥谈,每生意外”。甘泉人杨开鼎:“自耻淮扬之俗,习染奢侈,致损盖藏。一遇凶荒,遂厪九重宵旰之忧。”山阳人黄钧宰《金壶浪墨》:“小说所载活无常,淮扬谓之勾使。邻人王九充是役。”山阳人丁显《金氏导淮别议辨》:“显,淮扬人也,曷敢不亟议之。”

明清资料中有不少“淮扬士民”的记载。如:“往来淮扬间,所见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方御史未尝有如呈秀之贪污者。”“曩岁巡幸,曾允淮扬士民所请,疏浚下河。”“令总督庆复会同高斌,确估定议具奏,并将现在办理情形有利无害之处,晓谕淮扬士民知之。”“臣向来留心采访,众论佥同,淮扬士民尤无不称为最善之策。”“设官本以卫民,今乃荡析离居,实为朝廷之辱,是以特予严谴,乃为慎重民命起见。凡淮扬士民其皆仰悉上意云云。”

明清两代的《实录》中,从成化朝的《明宪宗实录》开始,“淮扬”一词的出现频率相当高。笔者选取明清两代在位时间超过40年的4位皇帝——明世宗(嘉靖)、明神宗(万历)、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的《实录》,检索其中“淮扬”、“淮安”、“扬州”以及“扬淮”、“维扬”词条,其出现频率如下表:

 

总字数(万)

淮扬

扬州

淮安

扬淮

维扬

《明世宗实录》

242

109

100

135

0

2

《明神宗实录》

305

167

108

166

1

4

《清圣祖实录》

195

96

62

89

0

1

《清高宗实录》

1218

343

371

418

2

6

合计

1960

715

641

808

3

13

“淮安”、“扬州”两词在这4种《实录》中有些是连在一起的,其出现情况如下表:

 

淮安扬州

扬州淮安

扬州单独

淮安单独

《明世宗实录》

8

8

84

119

《明神宗实录》

8

2

98

156

《清圣祖实录》

14

5

43

70

《清高宗实录》

20

7

344

391

合计

50

22

569

736

对以上数据的分析:

1、这4种《实录》中“淮扬”词条的出现频率很高,总条数甚至超过“扬州”。且在“扬州”词条中,“淮安扬州”、“扬州淮安”连在一起的有72条,其余“扬州”不与“淮安”相连单独出现的只有569条,如果再加上“淮扬”词条715条,“扬州”与“淮安”相连出现的比例超过58%。

2、这4种《实录》中“扬淮”词条只有3条。其中《明神宗实录》1条:“先扬淮,次取徐州新河口”,《清高宗实录》2条:“江扬淮徐”、“江苏常镇扬淮徐”。均为列取地名时将“扬”列在了“淮”前。因此可以说,明清时“扬淮”这个地域名词并不存在。在这4种《实录》中“淮安”词条的出现频率均高于扬州,可见明清朝廷对淮安更加重视。

3、这4种《实录》中“维扬”词条有13条,其中《明世宗实录》2条,《明神宗实录》4条,《清圣祖实录》1条,《清高宗实录》6条。毕竟,作为官修的《实录》,要尽量使用一个地方的正式地名,“维扬”一词只是在抄录皇帝的御旨、御诗以及大臣的奏折中出现。

4、《明世宗实录》、《明神宗实录》、《清圣祖实录》这3种实录中“淮扬”词条出现的频率很接近,都在每百万字出现50条左右;《清高宗实录》因字数多出数倍,事件的过程记载较详,导致地名出现的比例相对变小,“淮扬”词条的出现频率降至每百万字28条。总体来看,“淮扬”词条在这4种《实录》中的出现频率相当稳定。

可见,明清时扬州、淮安的地域关联度非常大,表述淮安、扬州地区的“淮扬”一词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是个相当固定、常用的地域名词。

从全国性的大的文化区划分来看,淮安属于江淮文化区,而徐州属于中原文化区。一个省内的小文化区的划分不应突破全国性的大文化区划分范围。从这个基本观点来说,将徐州和淮安一起划入徐淮文化的“五分法”是不科学的。

据《江苏地域文化导论》第一章总论中的介绍,“五分法”源自陈书禄教授主编的《江苏文化概观》。《江苏文化概观》的首次出版时间是1996年7月。在此稍前,江苏省内苏中和苏东这两个经济区域名词大量出现。江苏省的经济区域划分原本是简单的苏南、苏北两分法,到了1990年代前期,随着扬州市的经济发展明显提速,在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的提倡下,江苏省将经济最发达的苏州、无锡、常州归并为苏南地区,将经济次发达的南京、镇江、扬州、南通归并为苏中地区,将经济欠发达的徐州、淮阴、连云港、盐城归并为苏北地区。同时,为发展江苏沿海地区经济,江苏省又提出了范围包括连云港、盐城、南通三市的“海上苏东”发展战略。此外,“五分法”的提出时间在淮阴、宿迁分市之前,当时的淮阴市包括现在的淮安市、宿迁市以及连云港市的灌南县,所辖县大部分位于淮北。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江苏省文化区域划分的“五分法”。

其实,经济发展层次及经济区域划分的变动性大,受交通、政策、甚至主政官员的影响,与文化区域的划分不是一回事。文化上的苏北概念与后来经济上的苏北概念有很大不同。传统观念上,扬州、泰州、南通以及淮安、盐城是苏北,徐州、宿迁、连云港则是淮北。邹逸麟称:“苏北的概念,是指江苏省的长江以北和淮河以南地区。”吴必虎在研究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时,将苏北平原的空间限定在今洪泽湖以东、废黄河以南一线。维基百科:“苏中地区是指江苏省中部江淮之间的地区,政府官方定义为扬州、南通、泰州三市。苏北的淮安、盐城由于文化,方言与北方地区的徐州、宿迁、连云港三市有很大差异,也有人将其纳入苏中。苏中在地理上属于苏北。该地区方言大多为江淮官话淮(安)扬(州)片,(南)通泰(州)片,戏剧主要有流行于淮安和盐城的淮剧和扬州的扬剧。”这与传统观念上的苏北地域及淮扬文化区域基本一致。在淮、宿分市后的今天,淮安市的区域文化明显与徐州不是一个类型。

“海上苏东”发展战略,是因经济发展需要而提出的,也不能作为文化区划分的依据。包含连云港、盐城、南通三市的“苏东”地域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南通的启东讲吴语,连云港的赣榆讲胶东话,很难想象这两个地方是同一种文化。而且江苏沿海大点的港口很少,连云港、盐城、南通三市的大部分地区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受海洋影响很小,叫“海洋文化”本身也很难让人信服。如果因为江苏提出“海上苏东”发展战略,就划出一个“苏东海洋文化区”,那么全中国的沿海地区都可以划为一个文化区,这显然是不成立的。

“五分法”中的维扬一词,源自《禹贡》“淮海维扬州”,即指淮河以南直至大海的地区,淮安亦属其境。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维扬文化与淮扬文化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名称上稍有差异而已。用维扬文化的说法来取代淮扬文化,和用维扬菜的说法来替代淮扬菜一样,都是徒增纷争。淮扬文化的说法由来已久,没有必要称为维扬文化。

长江、淮河把江苏省横分为三块,方言上是与之大体一致的吴语、江淮话、北方话三个区域。与之对应,江苏省内的文化区域上也可以分为三大块。南京作为省会,地理上位于江南,文化上却属于江淮文化区,与淮扬文化相近但偏于淮西,同时又有着发达的现代城市文化,亦可将之独立为金陵文化区。

2001年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江苏省2001~2010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四分法,与江苏省地域文化的实际相符。惟楚汉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名称不妥,可称之为徐海文化。简单按地级市区域内的主流文化划分的话,苏州、无锡、常州是吴文化,徐州、宿迁、连云港是徐海文化,淮安、扬州、镇江、泰州、盐城、南通是淮扬文化,南京是金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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