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区与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的几个问题
淮安市政协文史委大运河文化旅游区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王健;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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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大运河申遗一事被国家提上了日程,保护大运河历史遗产并发掘其文化价值的工作,遂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运河流经省市的政府与学界,或放眼全局,或立足当地,纷纷围绕大运河的开发与宣传,制定工作计划并提供学术支援。然而,从审慎的学术立场看,在对中国运河文化和中国运河史的研究与知识传播过程中,国内存在一些夸大的、美化的、似是而非的共识或习惯说法,各地区之间争夺历史文化资源,有的自以为是,自立中心,甚至相互贬低,有些观点已经进入学术界和社会的知识系统,在一些地方深入公众人心,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式。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陈陈相因的认识误区正被渐次发现,若不及时纠谬、正本清源,这些误区将继续障碍与大运河相关的科学理念之传播,并将干扰运河申遗工作的决策和执行。为此,本文在讨论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的历史渊源与现实优势的同时,将围绕几个相关的“常识”加以辨析,期望引发思考和进一步讨论。

一、所谓的“大运河文化区”很难成立

要论述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首先要搞清楚“大运河文化区”这一概念,从其空间范围和内涵看,中国大运河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的“大运河文化区”。

“大运河文化区”的概念最早由山东学者提出。20世纪末,由山东师范大学著名秦汉史专家安作璋教授牵头,来自山东大学、济南大学、青岛海洋大学、聊城大学、曲阜师大和山东社科院等院校的一批专家学者,申请和完成了以中国运河文化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成果即2001年出版的《中国运河文化史》,洋洋三大册,近200万字。该书重点表彰了历代大运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强调运河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尤其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融合统一。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参与课题的部分学者,后更进一步提出“大运河文化区”的概念,认为大运河沿岸地区的文化从多个层面都已形成整体性,故可以视为一类文化加以探讨。最近的代表性观点,又见于聊城大学李泉教授《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一文,文章说道:“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南北长1700余公里,而它所流经或辐射的区域东西一般不过数十里,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狭长的文化区”。

为何将这样一个“穿越了由古代燕赵文化区演变而来的京津文化区、受齐鲁文化浸润颇深的山东文化区、在古代吴越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江浙文化区”等多个文化区域的狭长地带,用“大运河文化区”的名号来归拢,李泉从物质、制度、行为、精神等四个层面列出了他的证据,他认为:运河上下分布的船闸、堤坝、水柜与运河沿岸兴起的大小商业城镇,是运河区域物质文化的共同点;运河各段都驻有从事河道管理的政府机构,而为执行保障漕运畅通的法规,及因漕运带来的劳动力、商贸需求,沿线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这是运河区域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上的共同点;运河使得起源于江南的民间信仰(如福建的妈祖崇拜)传播到淮北,帮助起源于北方的民间信仰(如济宁的金龙四大王崇拜)流布于南国,这使得运河区域在精神文化上也逐渐趋同。基于此,“大运河文化区”的概念就被顺理成章地构建了起来。

山东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在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先于其他省市迈出了步履,也因此争夺到规划运河旅游项目的发言权。2013年,由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担纲设计的《京杭大运河旅游总体规划》在京通过评审,《规划》提出保护运河文化遗产的十种模式,其中优先级被列于首位的是“遗产廊道保护模式”,主张将运河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在该整体中最被突出的是地区是山东,《规划》主张山东要打造中国最具特色的沿大运河旅游产品空间集群带,至于江苏、浙江等省的运河沿线城市,则以成为大运河全线中的区域性亮点为目标即可。宣扬运河沿线一体,而后在其中抬高自身地位,并非始于这份《规划》:早在2005年,聊城就已建成了国内第一座以“中国运河文化”为展示对象的博物馆;约同时,济宁市在打造其城市名片时,则加上了“运河之都”的称号。由此引发的是一系列竞争和议论,此后不久杭州便建成并开放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至于“运河之都”之名,则引来杭州、扬州、淮安等多个城市的争夺。要澄清混乱的局面,平息各地的矛盾,实事求是地对待运河遗产,首先要在学术上厘清是否存在所谓的“大运河文化区”,即在漫长的大运河沿线系一个整体文化区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区是不存在的。

首先,从大运河的发展历史看,《左传》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所记载的吴王夫差“城邗,沟通江淮”,是目前可靠的有关大运河开凿的最早文献记载,距今有2500年的历史。隋代之前,运河多是沟通自然河流而成,以区域性运输为主。隋代则建立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统一的大运河系统,由此上升为“国家专用水道”。唐中后期至北宋,先后以洛阳、开封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体系(姚汉源先生称“东西大运河”)中,尤其以汴河-邗沟-长江-江南运河一路的漕运最为重要,东南财赋输送到都城的数量逐步增加,它逐渐成为支撑强大中原王朝的经济生命线。元代以北京为都城,开凿了山东以北的运河,形成了以北京、杭州为端点的京杭大运河。明清仍都北京,经济上主要依赖东南漕运,大运河受到空前重视。为维持大运河畅通,每年投入巨额银两,不惜扭曲以“善淤、善决、善改道”著称的黄河河性,让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河为漕运让路,从东南夺泗夺淮入海,让京杭大运河顺利通过山东济宁至临清的会通河段,以达到“挽黄保运”的目的。数百年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运河真正成了中央王朝的生命水道、黄金水道。每年数千艘漕船,载运数百万石漕粮,结帮北上,蜿蜒穿梭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之间,艰难航行在北方旱地的闸坝上下。近代,大运河命运多舛,1855年因黄河改道而中断,此后因内忧外患而始终无法恢复。1949年后经多次大规模整治,山东济宁以南至杭州的河段实现通航,继续发挥水运交通、水利等经济性、综合性功能,但济宁以北河道则大多淤塞断流,难寻踪迹。近年来,由于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的实施,大运河文物保护全面开展,大运河申遗被提上议事日程,大运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当代语境下的“大运河”,是一个极宽泛的空间地理概念,它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概念。最早的申遗提案,是以元明清以后形成的京杭大运河为申遗主体。后来考虑到古代大运河的历史渊源,将原隋唐北宋以洛阳、开封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沿岸也纳入其中,改打“大运河”或“中国大运河”的旗号。这样,安徽、河南、陕西等省也进入到大运河的申遗范围。所以,从行政区域看,大运河沿岸已包括京杭大运河沿岸的京、津、冀、鲁、苏、浙6省市和南北大运河牵涉到的皖、豫、陕3省,合计9个省市。要在这样大的范围之内,寻出一个独立于地方文化之外的大运河文化区,从目前看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南北大运河皖、豫、陕境内的河道在元以后基本上都废弃了,当地的运河文化,只能从地下发掘或从地上的极少数遗存及民间故事、老地名中探求。这些地区的文化,自有其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淮河文化、关中文化等来担当。

根据山东学者的论述,他们的本意是将京杭大运河沿岸等同于大运河文化区的。但大运河经过山东地区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山东境内原先只有从黄河分出的菏水、五丈河等支线运河,大运河在元代方改线经过山东(时开凿了济州河),但并未全线真正通航,直到明永乐年间开会通河,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后,山东运河才随而成为大运河的重要河段。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夺大清河入海,冲断了山东运河,漕运主要由海运北上京城,光绪以后仅保留少量漕粮走河运。之后,济宁以北运河渐渐淤塞,原运河沿线地区的文化遂蜕变为黄河文化。济宁以下运河,经过反复整治实现通航后,运河文化才又在当地重新显露。所以,从近代以后的历史看,作为流动的、活的运河文化,山东境内只有济宁以下,经微山湖、台儿庄一段可算是运河文化的分布区。

其次,从区域学、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大运河文化区”的提法亦无法成立,甚至就连“大运河区域”的概念,也经不起推敲。

区域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区域,一种是人文区域。前者包括地形地貌区、气候区、植被区、土壤区、水文区等,后者则包括经济区、行政区、文化区等。现代的区域理论,确定一个历史文化区,应当考察该区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即应是一个综合性的区域概念,而不是单独某几个因子的结合。

我们说“大运河区域”不成立,首先是因为,大运河沿线不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自然区域。

论地形地貌,京杭大运河跨越了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两大区域,前者地势平整、土层深厚,后者地势低洼、河网纵横。论气候,运河北段处在温带季风气候区,南段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论植被,运河南段为常绿阔叶林区,北段为落叶阔叶林区。论土壤,运河上下的分异更为明显多样。

论水文,则与长江、黄河、淮河等自然河道不同,大运河作为一条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人工河道,它不具备自然河流所有的分布较广、由多条支流组成的“流域”。虽然大运河由北而南,沟通了若干条天然河道,但这些天然河道均未变成它的支流。这是因为,大运河没有入海口,不构成完整的水循环,它所沟通的河道乃至其自身各段都须通过其他途径入海。如大运河北段的南运河,须由海河入海,故属海河水系的一部分;往南各段,则分属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水系。运河无独立水系,因此“大运河流域”的提法实难成立。

而且,大运河各段地形并非呈单一走向的阶梯形,因此它不具备自然河道那样单一的整体流向:在历史时期,京杭大运河北京到天津一段,河水系南流;天津到山东汶上县南旺镇,河水系北流;南旺镇到扬州,河水又南流;镇江至丹阳段,河水北走;丹阳至浙江桐乡市崇福镇(故崇德县),河水南流;崇福镇至杭州,河水北向。多变的流向,同样让“大运河流域”无从说起。

复杂的沿岸地势与河水走向,也使得大运河各段的水源补充情况各异,运河南北河道不能实现自我补给,于是各段在自然水系发生变化而人力又不足以挽救时,会面临迥然不同的命运。如今,因水源不足的缘故,通惠运河已无法通航,久已淤塞的鲁北运河在重新开挖后尚属两头不通的断渠,鲁南运河各段多属季节性航道,能常年维持航运者,只有中运河、里运河和江南运河三段。立足于现实,更能直观地否定所谓“大运河流域”。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大运河区域”的说法站不住脚,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亦然。人文区域,是根据人类活动及其产物的空间分布情况划分出来的,它必须满足这样两点条件才能被认可。

第一点,该区域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有中心,有边缘,有层级,有边界,亦即具有完整的结构。然而,大运河各段有各段的文化、行政、经济中心。在行政上,古今大运河凡跨越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江苏、浙江等7省2市。在经济上,运河今穿过京津冀、中原、淮海、长三角等经济区,各区域的经济水平悬殊甚大,发展模式不一,各有各的中心地带。在文化上,没有那座城市的文化拥有辐射全运河沿线的能量,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关中、江淮、江南,各地有各地的历史文化记忆,各地有各地的文化特色。

第二点,这个区域中的各要素,须呈现出明显且连续的同质性,或呈现出高度的内聚性,符合前一种条件的区域被称作“同质区域”,符合后一种条件的一般被称作“功能区域”。大运河沿线地区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功能区域,也不构成同质区域,理由上文已述。今专就文化区一项而言,按照文化类型,从宏观来看,运河沿线从北而南分布有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关中文化、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吴越文化等多种文化(细分则种类更多)。从局部来看,仅京杭大运河的江苏一段,即流经徐海文化(淮北文化)、淮扬文化、宁镇文化和吴文化(太湖文化)等四个文化分区,其中徐海文化属中原文化的一部分,淮扬文化、宁镇文化均系江淮文化的一部分,然两者的整体气质、细部特征和历史来源又有所不同。这些文化区,各自内部的同质性(表现在外在的方言、风俗上)和内聚性(表现在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上),均要明显大于彼此之间的同质性和内聚性,从根本上瓦解了“大运河文化区”存在的根基。

大运河沿线文化的特点,是异纬度同质性低于同纬度同质性,不管是宏观或微观层面都是如此。沿运河城市中,同属淮扬文化的淮安城和扬州城,它们彼此间在方言上的差异,要大于与各自同纬度的涟水、仪征的差异。因为,影响中国区域文化分异规律的历史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稳定的政区和大规模的移民,而非便利的交通。在和平时期,交通带来的文化交流,其作用非常缓慢,虽易促成一些新型文化事物的诞生,但极难改变某地的文化类型。交通线本身附带的文化属性,也远不足以涵括其沿线的文化面貌,或制约沿线城市文化的演进方向。运河上建造的船闸,布置的官署,相应的劳动,归根结底只是各地社会极为片面的一个侧影,是局部性、间歇性的文化现象。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就把运河上下的文化归为一类,就如同我们不能因为高速公路与收费站,或铁路与车站的存在,就提出“京沪高速文化区”、“陇海铁路文化区”等滑稽的概念一样。文化与交通的关系决定,“大运河文化区”不存在,区域性的“中运河文化区”、“江南运河文化区”也不存在。

退一步讲,即便是要划分一个非学术研究意义上(亦即实用意义上)的“运河文化区”,也应以该区域原来的文化分区为基础,脱离这个基础,便成了缘木求鱼。大运河沿岸的山东的齐、鲁,江苏的淮北、淮扬、宁镇、太湖四大文化区,仍然是我们划分大运河文化旅游区的基础。民国学者李长傅先生在《江苏省地志》中,从地理学角度对江苏文化作了空间划分。江苏文化地理区域的划分,在李氏同时代,另有二分、三分、四分三种。最普通的是二分法,即以长江划界,分省境为江南、江北,但这一分法不仅太过粗疏,也缺乏历史依据:如清代设置江宁、江苏两个布政使司分管江苏省境,其中江宁布政使司地处江南,管辖范围却在长江以北,又如明清的常州府,它所辖的靖江县在文化上和它一体,地理位置却在江北。三分法有两种,一是夏之时的观点,系将江苏分为淮北、淮南、江南三区,这与现在民间通用的苏北、苏中、苏南三分法颇为接近,该分法大致符合江苏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梯队状况;一是上海远东地理学会的观点,把江苏分为长江以北的江北区、以南京为中心的宁镇区(包括今镇江市区),和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区三个部分,这一分法突出了南京的文化地位,亦有区域经济水平和文化面貌等方面的根据。李长傅划分的四个区域,与清代至民国初年江苏省下设置的道分颇多重合,其分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将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区紧密结合了起来,方案具体言之如下:

一、西南丘陵区:“含有旧江宁府属六县与镇江一县,地势多山,但最高不过四五百公尺,河流稀少,农产不盛。人民风俗俭朴守旧,生活亦不甚富裕。除南京、镇江二大都市外,无繁盛之城镇”。

二、江南平原区:“在大江以南,以茅山山脉、宁镇山脉与西南丘陵为界。含有镇江府属三县(除镇江、扬中二县)及常州(除靖江)、苏州、太仓、松江旧属地,大体为平原,西南略有山岭,水道四达,富航行灌溉之利,人口聚落密集。农产富于米、棉、蚕、丝。人民生活富裕,风俗奢华,语言操江南方言。大都市如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不必论,即一镇集,亦过于北部各省之府县治。江南地方与浙西同属一地理区域,可称之曰太湖流域。明儒顾亭林以为苏、松、常与杭、嘉、湖之分,等于人之腰斩,其关系之深可想而知。故近年两地人民有提倡太湖设省之议。”

三、江北平原区:“在长江以北,淮河(旧黄河)以南。含有淮、扬、通、海(门)四属及扬中、靖江、启东三县,地势不但平坦,而且低洼,除边缘略有小丘外,极目不见山岭。河荡四达,富有交通灌溉之利,但因宣泄不畅,也多水患。农产以米棉为大宗。人口稠密,但富力不及江南,人民比较困苦,多谋生于江南。风俗比较俭朴,能耐劳苦。城镇的繁盛,也亚于江南。”

四、淮北平原区:“在淮河以北,即旧徐、海二属。地势似一准平原,也有山脉颁布,最高每在四百公尺以上,但大部分为黄土平原。河流稀少,农产不盛,以杂粮为主。人民生活困难,风俗勇悍而耐苦,文化比江南落后,无繁盛之城市。自然人文景相,完全似中国北部。徐、海与鲁南、豫东、皖北同属一自然区域,清末张季直氏曾提议合徐、海、淮、泗、凤、颍、沂、济等属为一省,设省会于徐州,而名之曰淮北省。”

李氏划分的四个区域,具有历史政区沿革之基础,自然地理(特别是自然河流水域)之基础,经济水平之基础,方言之基础,和考古文化、民风习俗之基础,可谓对江苏区域尤其是江苏文化区最合理的划分,至今仍然适用,于大运河文化旅游区的分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另外,重审李泉等学者在论述“大运河文化区”时引为证据的一些文化因子或文化现象,我们发现,这些事物不仅无法证明大运河文化区的存在,反而更加破坏了其论证基础。

比如,学者们提及的妈祖崇拜,尽管曾传播到运河沿岸,但该崇拜系以福建为起源地,传播方式则主要是通过海运。如太仓在元代就是海运中心,明代系郑和下西洋的始发港和返回港所在,其境内即有天妃宫遗址。又如南京的天妃宫遗址,也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妈祖信仰在天津的传播,最早也与海运相关,后来方才传到运河沿岸。因此,虽然运河沿岸许多城市都有妈祖文化的痕迹,但它不应视为大运河沿岸的特殊文化现象。

又如学者们说到的闸坝等水利工事,也非普遍存在于运河沿线。江南运河上的闸坝就很少,水柜也只存在于镇江段的练湖中,至于其中需要疏浚河段,主要只有丹阳境内吕城一段,吕城以南,地势平坦,水流缓和,基本上没有闸坝,也不需要特别的管理。闸坝较多分布在苏北运河局部河段和山东运河中,而以山东段最为密集。

学者们还曾提到运河上存在的漕运团体。但是,漕运与运漕不能完全等同,漕运线路中的“江漕”,还牵涉到长江中上游的皖、赣、湘、鄂诸省。漕运所联系的广大地域,使得漕运团体具有极复杂的文化构成,他们相互听不懂彼此的方言,风俗习惯也有差异,更常因利益关系的不同而生摩擦,如浙帮与苏帮的相互争斗,连江苏巡抚林则徐也无法协调,令他十分头痛。试想这样的一群人,这样复杂的帮派,其存在如何能为整体性的“大运河文化区”做注脚?

综言之,“大运河区域”、“大运河文化区”到局部的“运河文化区”都难成立。既然如此,试图以某一座城市来代言大运河城市带或区域城市段的行为,就终归是徒劳无益的。要理性地开发和宣扬大运河的文化遗产,高效率地展现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风情,就要在思想上摒弃运河南北通盘一体的观念,摒弃对“运河之都”等虚妄名号的认定和争夺,国家对地方的申遗工作,应引导多于统管,监督多于控制,各省、市、县则应专注自身的文化特色,并在承认对方特色的基础上,以平等互助的姿态相互借鉴,展开彼此间的合作。

二、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的基础和优势

在运河沿线的文化开发中,突出各城市的主体性甚为重要,城市间的合作交流也必不可少。合作是城市间互相发现、互相彰显、互相学习的过程,可以给彼此提供灵感,又可避免在创意上的重复。最具有合作基础,也是最有合作之必要的城市,是那些地域毗邻,拥有相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城市。《京杭大运河旅游总体规划》将运河城市分为六个区段,分别为吴越文化旅游区段、淮扬文化旅游区段、中原文化旅游区段、齐鲁文化旅游区段、燕赵文化旅游区段和京津文化旅游区段,按照文化类型作出的分段,于各地的工作颇颇具参考价值,给各城市如何选择合作对象提供了有利的引导。在这六个区段内,淮扬文化旅游区内各城市的合作,拥有文化、自然、行政等多方面的良好基础,是最容易做出成绩的一个区段。

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其地理范围北起淮安市区,南到扬州市邗江区的瓜洲古渡,包括淮安、扬州及两市下辖的宝应、高邮、洪泽、盱眙等县级政区内与古今大运河密切相关的地带,是历代江淮间运河的流经区。相关的各市县,在文化上同属江淮文化,方言大体一致,风俗基本相同,有着天然的文化亲近感。在自然方面,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除盱眙县属丘陵地貌外,其余地方的地貌都是河网交错、湖荡纵横的低洼平原,也正因如此,明清官方习惯把江淮间运河(里运河)上的漕运统称为“湖漕”。在行政方面,旅游文化区所涉及的市、县、区,仅分隶于淮安、扬州这两个相邻的地级市,且两个地级市均属江苏省,因此开展合作的行政成本较为低廉。这些条件,给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便利,也决定了它必能塑造出自己的特色。

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有着丰厚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积淀,这使得它在大运河申遗的工程中将扮演重要角色,也能因此发展出效益可观的文化产业。

一者,江淮间运河的历史极为悠久。有文献为证的、中国最早的运河,是开辟于公元前486年的邗沟,它是当时崛起于太湖流域的吴国,为给北上争霸的部队提供安全便捷的行军和后勤通道,以南临长江的邗城(今扬州市区)周边为起点,利用江淮平原的湖沼水网,疏凿的沟通江、淮二渎的运河。今天的淮扬运河,就是以后各个朝代,在邗沟的基础上不断改造而来的。

二者,江淮间运河两岸是文物古迹的宝库。扬州的唐宋城遗址、普哈丁墓、大明寺、莲花桥、白塔、何园、个园,淮安的洪泽湖大堤、淮安府衙、周恩来故居、苏皖边区政府旧址,高邮的龙虬庄新石器时代遗址、盂城驿、朱自清旧居,盱眙的明祖陵等,均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余知名的大小古迹,如隋炀帝陵、高旻寺、天山汉墓、大云山汉墓、镇淮楼等,更是不可胜数。

三者,江淮间运河两岸历史名人众多。自秦汉始,这里便已是人才辈出之地。汉初名将韩信,汉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东吴开国名臣张纮、步骘,唐朝宰相来济、学问家李善、书法家李邕、才子吉中孚,宋代“苏门四学士”之秦观、张耒,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清代经史学家阎若璩、阮元、焦循、王念孙,“扬州八怪”中的高翔、边寿民,开国总理周恩来,都出生在此间,曾寄寓于此的名人则更多,他们共同构成了淮扬文化天空中的璀灿星图。

四者,江淮间运河两岸历史记忆丰富。西汉的吴国、江都国和广陵国均在此建都,吴王刘濞以扬州为根据地发动了七国之乱。东汉末年,刘备、袁术、孙策、陈登等英豪曾在这里拉锯。东晋南北朝,大量北方移民涌入此间,这里成为南方政权对抗十六国北朝的重要阵地,谢玄等多位名将驻节其间,取得了辉煌战绩。隋朝统一后,隋炀帝数次巡幸并最终死于扬州。唐初,徐敬业于此发动对武则天政权的叛乱。唐末,杨行密在这里为五代十国的杨吴和南唐政权打下了根基。两宋之际,宋高宗赵构曾一度流亡至此,之后这里又成为岳飞、刘光世等将领抗金的重要战场。元末明初,张士诚在这里建立过大周政权。清前期,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在这里驻跸。清后期,这里又成为太平天国与清朝对攻的主战场之一。种种大事件均以淮扬为舞台上演,给当地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

五者,江淮间运河的河道现状良好,与运河直接相关的不少遗迹也较好地保留了下来。目前,全长169公里的里运河经过近年的历次治理,航道底宽一般达70米,水深3米以上,可以通航1000吨级的拖带船队,年运货量高达1500万吨左右,供游船通畅无阻地行驶更不在话下。历代重要的运河维护工程,如高家堰、清江大闸等,均基本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同时,沿岸城市对运河流经的街区景观也作了许多整治。以淮安市为例,自2001年以来,淮安凡拆除市区里运河沿线的码头100多座,搬迁岸边的低矮建筑数万平方米,对河道内的淤泥、废弃船舶作了全部清理,并相继建造15万吨和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至2006年已完成里运河主城区污水的全面截流,此外又修复或复原了清江浦楼、御码头等古代建筑。借助政府的这些努力,崇尚“慢游”的当代中外游客可以坐到游船上,悠闲无阻地穿行在运河清澈的波澜中,一饱沿岸的城市风光与乡村景色,直接触摸到运河的历史,充分享受运河文化之旅。

《京杭大运河旅游总体规划》划分的六个区段中,兼具这五点的,只有淮扬旅游文化区和吴越旅游文化区两段。而相比于后者,前者的运河相关遗迹数量更加众多,盖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要在淮扬地区建设更多的水利工程才能确保漕运不被破坏。淮扬独一无二的历史和现实优势,必将保证它在大运河全线中脱颖而出。

三、淮安与扬州: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的“双核”

在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的未来发展中,将起到主导作用的城市有两座,一则淮安,一则扬州。它们在今天的地位同等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目前的行政级别对等,各自能够统筹多个市县的文化工作,也是因为它们有着不相上下的历史地位、各有专长的文化成就,和各具特色的文化风貌。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和社会习惯于拔高扬州在运河城市带中的地位。《京杭大运河旅游总体规划》将运河沿线的19个主要城市划为二等,较高等的3座城市被列为“三极”,其余16座城市被划为一般性的重要“节点”。三极者,分别为北京、杭州和扬州,被认为是推动运河旅游经济的三个增长极。然而,这一认识根本无法得到现实的数据支撑。因为自改革开放至今,论及每年的旅游收入,扬州市不仅无和与北京、杭州列为一个数量级,也比不上江南运河的沿线城市。以2009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当年扬州市创造国内旅游收入共约226亿人民币,不及常州(262亿)、镇江(234亿),更比不上苏州(773亿)和无锡(595亿),仅能在苏北居于首位。

那么,扬州之被特别重视,是否因为它的历史文化成就在其他城市之上?答案也是否定的。尽管扬州与大运河的始凿、连通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但扬州的发展并未因此而有优异之处。

自春秋至汉末,扬州地区(广陵县、广陵郡)的文化一直是吴、越文化的影响区域,《史记·货殖列传》所谓“越、楚则有三俗……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吴越文化的中心乃是吴县,即今天的苏州。虽然邗沟开凿后江淮地区有所发展,但随着吴国的灭亡,越国并未继续经营江淮之间,楚国占领江淮后主要经营淮河流域西部和江南,江淮东部仍然相对落后。这种情况到西汉仍然没有大的改观。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对古代都市的研究,其所著《中国都市史》中有“西汉的‘通都大邑’”示意图,图中标注当时全国较具规模的城市,有长安、洛阳、临邛、成都、巴、江陵、番禺、宛、汝南、合肥、阳翟、陈、寿春、开封、彭城、平阳、轵、温、卫、陶、鲁、临淄、邯郸、代、涿、蓟等,另外两个未标地名者,一个显然是吴(今苏州),另一个画在江汉地区,精确位置颇难核定,在可能的湖北宜昌、襄樊、宜城三个城市中,我们倾向于应是宜城,即汉宜城县、战国时楚国的鄢都。如上,合计有28个大城市。

将这些城市落实到今天的分省地图上,则:陕西的有长安1个;河南的有洛阳、宛、阳翟、陈、汝南、轵、温、卫、开封9个;山东有陶、鲁、临淄3个;安徽有寿春、合肥2个;山西有平阳、代2个;河北有邯郸、涿2个;北京有蓟1个。广东有番禺1个;四川有临邛、成都两个;重庆有巴1个;湖北有江陵、宜城2个;江苏有彭城、吴2个。

落实到流域中,则大城市分布最多的为黄河流域,有长安、洛阳、阳翟、开封、平阳、轵、温、卫、陶、临淄、邯郸等11个。其次为淮河流域,有宛、合肥、寿春、陈、汝南、彭城(淮河支流的泗水流域)、鲁(亦在泗水流域)等7个。长江流域有巴、临邛、成都、江陵、宜城、吴等6个,其中长江北岸的有襄樊、江陵、临邛、成都等4个,长江南岸只有巴、吴2城。今天的海河流域有代、涿、蓟3个,珠江流域只有番禺1个。

苏中地区,在当时对应的广陵(扬州)、淮阴(淮安)及海陵(泰州)、盐渎(盐城)等县,无一入列。西汉的扬州没有成为重要城市,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水路交通中心还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中较繁忙的则只是东西向水路,南北向的运河时断时续,在沟通区域方面还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而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原来一度开发较快的江南及江淮之间,也因为遭受军事上的破坏和政治上的边缘化,其本土经济发展严重衰退、停滞不前,这是扬州落到一般城市的另一重原因。

魏晋南北朝涌入江淮的大量移民,改变了扬州地区的文化面貌,使其逐渐拜托吴文化的辐射,但当时以扬州城为中心的南兖州,无论经济实力还是文化水平,都无法跟江南的南徐州(治今镇江)比肩,就连吴郡(治今苏州)一郡都比不上。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带动了扬州地区的发展,但隋朝的江都郡,其户口密度比对淮北的彭城、下邳等郡毫无优势可言,所出人物亦无足称道。安史之乱后,伴随着又一波大规模的中原南下移民潮,扬州经济方才出现长足的进步,和成都府(故益州,今四川成都)一道被视为当时仅次于长安、洛阳两京的繁华都市。不过,“扬一益二”的说法仅流传至北宋初年,北宋中原文化恢复,扬州又从顶级都市退居一流。

南宋以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民谚的流行,表明扬州的风头已被苏州掩盖。元明清三代,江南的发展继续普遍领先于江北,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苏州在运河沿线城市带中均居于首席。同时期的扬州文化虽有其特殊的创造,但整体水平与苏州无法相比,很多地方也不如常州。以科举为例,清代全扬州府的进士人数凡占全省进士数的12.5%,苏州、常州二府的对应比例则分别为21.9%和23.1%,都将近为扬州的一倍;至于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的比例,则苏州占全省的36.75%,常州占17.95%,扬州仅能以9.4%屈居第三。以学术为例,则有名于萧一山《清代学者著作表》的学者,苏州府共有111人,常州府共有66人,扬州府共47人,不到苏州的一半,仍居江苏第三。

近代以来,失去了漕运之利的扬州,同苏、锡、常乃等苏南城市的发展差距益大于前,且不时被镇江赶超。总而言之,由古及今,扬州的人文综合实力,在整个运河城市带中处于领先位置的时间不长,多数时候它都不能算作其间的一极。所以,我们只能将扬州看作大运河沿线的一个重要节点,而不宜附加它以沉重的使命负担。

那么在淮扬这一区段的发展中,扬州是否可单独居于主导地位?答案也是否定的。淮安和扬州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决定了两者谁也不能笼盖对方的光彩。

首先看建城时间。扬州建城始于公元前486年的邗城,淮安建城时间不明,但不会晚于秦代(时已有淮阴县),相差最多不过200多年。从长时段看来,这一差距很小。

其次看政治地位。扬州在秦汉时设置的广陵县是前后多个王国的王都所在,又系广陵郡治,淮安在其郡、国的管理之下。汉末三国,扬州一带因战争而荒废,设在淮安境内的淮阴县(治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一带)成为广陵郡的治所,直到西晋不改。东晋南朝,淮阴因地处前线,其行政地位又转居沿江的广陵之下,但和广陵一样,也曾被用作侨州侨郡的治所。隋唐五代,扬州是大都督府所在,后又成为淮南节度使治所、杨吴的首都与南唐的陪都,是高层政区和割据政权的中心,淮安对应的楚州(治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归其管辖。北宋初年,楚州成为淮南东路转运使的治所,系江淮东部的民政中心,扬州则系该路提点刑狱使的治所,系区域的司法中心,淮安的地位险胜扬州。南宋时,淮南东路安抚使常治扬州,元代河南江北行省的淮东道宣慰司亦治扬州,相当于副省级城市的扬州,复居于淮安之上。明清时期,淮、扬地位再次逆转,驻扎扬州的官署中级别最高的是都转盐运使司(长官从三品),驻淮安的则有漕运总督和江南河道总督(前者治山阳,后者治清江浦,一般均为从一品或正二品)等兼掌军政庶务的大员,清末的淮安还一度成为江淮行省的省会。民国初年管理江苏省江淮地区的统县政区淮扬道,治所仍在今淮安市区(时为淮阴县,治清江浦)。民国南京政府时期,淮安(淮阴县)和扬州(江都县)均为行政督察区治所,各自统县,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见,扬州、淮安的政治地位长期呈此起彼伏的态势,近代最终走向均衡,并无一者能始终凌驾另一者之上。

其三看历史名人。扬州建城虽比淮安早,但重量级的历史名人却更早地诞生于淮安。“汉初三杰”之一的淮阴侯韩信,不仅比孙吴功臣、广陵人张纮早出近400年,且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远非后者可及。隋唐至两宋,两地诞生的文化人物数量大致均等,且各有特色,扬州的虞州南、李善、李邕或长于工巧,或长于学问,或长于书法,淮安的吉中孚、赵嘏、周渭等则普遍长于诗文。明清时代,扬州从学术到文艺,整体普遍领先于淮安,淮安的知名文化人物虽少,成就却往往较扬州人卓越:如《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历史地位,扬州城没有任何一位小说家能比得上,又如扬州在清代虽出现了集吴、皖两派经学考据之长的扬州学派,但淮安的阎若璩,却被认为是开清代朴学风气之先的宗师级人物。要之,淮、扬两地的文化名人群体,一者以名气著称,一者以规模著称,各有千秋。

其四看文化气质。两座城市在文化类型上极为接近,气质却颇有不同。因地近淮北,又曾长期蒙受黄河带来的灾害,并在南北分裂时代的历次战祸中首当其冲,淮安的民风更多地表现出质朴刚健的一面,方言也更加北方化。而位于长江边上的扬州,其民风与语音则较为细腻柔和,导致其地有时被误认为是江南。

其五看运河遗产。2011年国家公布的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内,有65个运河遗产点被定为“立即列入项目”,其中江苏所占的25项中,淮安占11项,略多于扬州的10项。淮安的遗产点,如双金闸、清江大闸、清口枢纽、洪泽湖大堤、总督漕运公署遗址等,相比之扬州的瘦西湖、个园或天宁寺,同运河本身的关联更加紧密,更能直接召回人们对昔日运河风情的记忆。淮安的运河遗产偏于实用,带给人的是知识;扬州的运河遗产偏于休闲,带给人的是享受。

淮安和扬州文化的同中有异,各有侧重,使得自古以来人们总是将两者并举,来指代以它们为双核心的淮东地区:唐宋时人谓之“扬楚”,明清时人谓之“淮扬”。明代浙江文人王士性游历四方,记录“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于江淮间只记下了“淮阴之粮”、“维扬之盐”和“广陵之姬”,淮、扬以外一无所言。清代,人们将两地的饮食并称为“淮扬菜”,将两地的名医并称为“淮扬九仙”,体现了社会对两座城市文化血缘亲密关系的认同,和对它们一视同仁的尊重。

在今天,两座城市的政府、学界和社会,制定运河申遗大政方针的政府部门,都仍应正视两者在淮扬大运河旅游文化区中的双核心地位,以推动淮安和扬州发挥各自的优长,展开平等的对话和紧密的合作。作为双核之一的淮安,尤其要在扎实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力争在淮扬区段乃至全国范围内,早日凸显自身的文化特色,打造兼具知名度和公信力的文化品牌,从而带动文化产业及相关事业的快速发展,实现地区收入的高增长,使自己从文化到经济,都成为实实在在的区域核心。

作者简介:王健、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姚乐,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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